医疗事故中有一个很少有人维权但是又很显眼的板块——中医医疗事故，中医会有医疗事故吗？答案是的，大概占了总医疗事故中的10%，注意这是登记的10%，大部分的中医类医疗事故是不会被认为是医疗事故的。

而在遇到了中医医疗事故如何认定，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中医由于没有西医的手术操作，也没有西药准确的成分和药理研究，外科操作最多也就是针灸、正骨，此类出了问题不讨论，很容易鉴定出来，关键是中药。

中药如何证明其所在医疗事故中承担的责任，是一个少数可证的问题，因为和西药的精确量化不同，中药大部分是混沌的，混合的，而且中医还有部分唯心理论，阴阳五行，四气五味。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可以保证，对中药混合物的成分具体是如何生效的鉴定是不可能的，最多鉴定出的结果就是可能相关，说不好听一点儿也就是莫须有，如果没有其它证据很难得到支持。

依据中药中的基础理论，十八反十九畏，记载的十八味合用会有毒的中药以及十九味药效会减弱的中药，以此来定责可行吗？其实也不行，因为中医中也有因人而异、以毒攻毒的理论，比如人参畏莱菔子，但是有些方剂就是两药合用，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比如按照中医的理论，孕妇禁用活血化瘀的药物，但是如果是宫外孕，也可以服用破血逐瘀的西红花进行流产。年龄大的患者禁用峻下逐水药，但是如果便秘和外感导致饮食停滞，则用药效强烈的大黄也是可行的。

那如何能够认定医院在中医药医疗事故中有责任，现在一般是靠《中国药典》中对于毒性药物的剂量使用规定，一般超剂量使用有毒药物且导致严重后果的认定为有事故责任。其实这个也是片面的，但确实为中医药医疗事故中常规的处理方式。比较著名的案件是“500万的半夏”案，案件是张喜诉永安堂医药公司医疗纠纷，说由于其开具的毒性中药半夏超量导致原告尿毒症。其实案件中的半夏为法半夏，炮制过的法半夏并未有肾毒性，只有降逆止呕、止咳化痰的作用。但是法院还是以超计量使用可能会导致肾功能损伤判医院全责，这个案子在当年引起巨大争议，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这么判。不过结合大量案例和实际操作，基本确定法院对于中医药的责任认定关键点主要在于超剂量和毒性，因为以中药药理来说事儿其实很难满足证据的真实性要求。

超量使用毒性中药，导致脏器受损，有时候并不是错误的，重病需要猛药，四逆汤回阳救逆，但是附子有毒，乌头汤祛除风湿效果显著，但是乌头有毒，其实中医药维权最多的就是乌头（附子是乌头的附生鳞茎），维权成功最多的也是乌头，可以理解为有严重副作用但是可以救命的西药，但是法院一般只会去确认这个副作用的等级，理性的法律和意识流的中医药天然相冲突。以至于很多医院就不抓毒性中药了，而习惯给患者开“十全大补汤”，开几十种药性温和的滋补药，虽然没有什么显著效果，但病症也能暂时有所好转。

在超剂量毒性中药导致的医疗事故中，肝衰竭和肾衰竭又占大半，因为药物多有肝毒性，很多中药有肾毒性。此类案件想要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还需要有既往病史证明，长期使用毒性中药是可以推定其有事故责任。有既往病史，和长期使用，也能证明医疗机构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增加其责任承担比例。

最后也是最大量的事故类型——如果医疗机构开的药无毒，又不超剂量，但确实导致了严重后果。根据笔者经验和相关案例，这种情况要追究医疗机构责任就要有两个关键点：简单明了，快速起效。像给孕妇开益母草、西红花导致流产。给中暑患者开风寒感冒药导致热入心包（也就是心肌炎），给低温症患者开清热药导致脏器受损。特点就在于反应快，药理简单，虽然准确的作用机理仍不能准确认证，但是可以根据常识来判断因果关系。

但如果没有简单明了，快速起效，比如长期给一个虚寒体质的人吃麦冬，导致体质更虚感染肺炎，给一个高血压患者吃肉桂、干姜导致血压更高以至于脑溢血。给一个凝血性障碍的患者吃丹参导致出血不止，或者给一个肝功能不好、虚不受补的患者长期吃几十味补药导致肝衰竭。此类案件能认定医疗机构有责任吗？可以，但是难度颇高，鉴定是基本不可能的。但是鉴定机构意见也只是作为参考。案件中只要对药方进行详尽分析，提供既往病史，提供专业人员意见，查阅大量书籍文献，将证据链条不断丰富，也能取信法官得到有利判决。本人是律师的同时也是执业中药师，此类案件中可以直接提出专业人员意见，虽然此类案件虽然难度颇大，但仍有判如所请。

本人对分享的内容、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真实可靠性或完善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仅供普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