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王某与张某于2000年9月份认识，之后开始恋爱、同居。2001年5月，王某经中山医科大学深圳生殖医学专科诊断为原发性不孕，双方决定采用体外授精方法生育子女。2002年2月19日双方通过医学手段，提取了精子和卵子制造出胚胎，通过代孕产下女孩王某一；随后，双方利用原有胚胎，将原有胚胎移植到王某体内，于2003年2月6日产下一女婴王某二。

2003年11月30日，王某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其与张某同居关系、非婚生子女王某一、王某二随王某生活、张某支付抚养费等诉讼请求。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支持王某的诉讼请求。2011年9月9日，王某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经双方同意由张某提供医疗技术，使用原来的受精配子，通过代孕方式，于2008年3月20日生育一名男婴，取名王某三，由王某抚养至今，现请求王某三由张某抚养。

（二）裁判结果

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王某三”之出生征得张某的同意，此举违背了张某的意愿。“王某三”之出生，侵犯了张某的生育选择权，违背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伦理原则。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案例评析

生育选择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其中包括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这项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类辅助生殖领域。张某应享有生育选择权，在本案中具体体现为胚胎处置权。张某是“王某三”遗传学父亲，张某与王某共同拥有“王某三”胚胎的处置权，“王某三”之出生应取得张某的知情同意，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张某拥有“不能被迫成为父亲”的基本权利。“王某三”之出生，侵犯了张某的生育选择权，违背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伦理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张某可视为一个单纯的捐赠精子者，其对出生的后代既没有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任何责任。王某要求王某三由张某抚养，理由不成立。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个人需求的多样化，“试管婴儿”已成为不孕不育夫妇普遍采用的生育方式，由此引发的新的法律问题不断增多，本案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试管婴儿”生父应享有胚胎处置权，拥有“不能被迫成为父亲”的基本权利，对在其不知情情况下生下的“试管婴儿”，其无需负担作为父亲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