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说明这一证据材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作为定案证据被广泛运用。然而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又未见于法定的八类证据之中。情况说明是否是一类证据，如果是证据又应当属于何种证据，如何规范运用等等成为我们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情况说明”这一证据材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作为定案证据被广泛运用。然而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又未见于法定的八类证据之中。“情况说明”是否是一类证据，如果是证据又应当属于何种证据，如何规范运用等等成为我们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情况说明”的现状   在现今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被作为一类证据材料广泛的运用于各种刑事案件当中。笔者从2008年以来我院受理的批捕、公诉案件中抽取200份审查报告，发现共有400余份情况说明，这里还不包括与本案定罪量刑无关的情况说明材料。从抽取的案件中看，有些案件的情况说明多达六份。虽然“情况说明”在司法实践中使用非常频繁，但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据体系中却难觅其踪。

 从2013年1月1日实行的《刑事诉讼法》到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未对“情况说明”的概念和范围进行明确规定。只是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3条、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3）中有所提及。如《解释》第53条规定：“……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两个证据规定》中规定：“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对破案经过有疑问，或者对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应当入卷的供述和辩解没有人卷的，是否出具了相关说明”等。《诉讼规则》中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侦查人员应当制作相应的说明材料，写明获取证据的时间、地点、数量、特征以及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机关、种类等，并签名和盖章。”上述若干的文字表述，也只是规定了在某些情况下侦查机关应当出具说明材料以及说明材料制作的基本规范，而没有明确规定“情况说明”出具的主体、范围以及证据属性。  

 正是由于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情况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如，由侦查机关出具的关于未刑讯逼供、查找未果、案件来源、捉获经过、不能鉴定比对指认辨认原因、案件管辖、自首立功等内容的情况说明；由相关单位出具的关于通话记录、证明主体身份、证明职务职责、财物损失等内容的情况说明，等等。

 笔者认为，现有的“情况说明”呈现出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出具的主体主要为两类，一类是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其涉及内容一般为关于犯罪嫌疑人的抓获经过、其他涉案人员的处理情况、有关证据存在形式瑕疵的原因、案件管辖、自首立功等内容；另一类为其他相关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该类制作主体大多为被害单位、嫌疑人所在单位，其内容一般为涉案物品的使用、价值相关情况说明、规章制度的说明以及嫌疑人的品格说明等。

 第二，没有统一的名称。从调取的四百余份“情况说明”看，除大量使用“关于……的情况说明”外，还有“说明”、“工作情况”、“关于……的说明”等名称。          

 第三，形式上。“情况说明”基本上为书面形式。由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一般为相关侦查人员签名，并由侦查机关盖章。侦查人员签名的，常见的是一名侦查人员签名，但也有由两名侦查人员签名。由相关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一般为加盖单位的印章，而无出具人签名。  

 第四，内容上，可分为实体性情况说明、程序性情况说明。实体性情况说明是指涉及案件实体方面的说明材料，如关于自首、立功的“情况说明”；程序性情况说明是指涉及案件侦查程序方面的说明材料，如案件管辖、有关证据存在形式瑕疵的原因、针对技侦手段所获的物证书证的来源等所作的情况说明。  

第五，效力上，在审判实践中，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不出相反证据或合理的质疑，“情况说明”一般用来作为证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