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一、 案情简介
本案系一起因一方婚前未如实告知重大疾病而引发的撤销婚姻纠纷。我方当事人许芸婷女士（被告）被其丈夫杨之民（原告）诉至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历变更，最终确定为：1. 请求撤销双方婚姻关系；2. 婚生子杨昊泽由其抚养；3. 被告赔偿精神损失并返还彩礼及三金。其主张的核心事实是：被告许芸婷婚前隐瞒了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重大疾病，婚后病情反复发作并伴有暴力行为，严重损害夫妻感情，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请求撤销婚姻。
二、 办案经过
作为被告许芸婷的代理律师，我们在接受委托后，迅速组建团队，对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判，并制定了以“程序抗辩为主，实体抗辩为辅”的核心诉讼策略。
（一） 初步接案与案情研判
初次会见当事人许芸婷及其家属时，我们了解到原告方情绪激烈，坚决要求“撤销”婚姻并取得孩子抚养权。当事人则坚称双方仍有感情，不同意离婚，更不同意撤销婚姻。我们意识到，本案的实体争议焦点在于：1. 精神分裂症是否属于“重大疾病”；2. 被告在婚检时填写“无病史”是否构成“未如实告知”；3. 原告的诉请是否已超过法定期限。
通过梳理时间线，一个关键节点浮出水面：2022年12月。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后续调取的病历，原告在该时间点已确知被告病情。而原告起诉时间为2026年1月，间隔已超过三年。我们敏锐地察觉到，本案的胜负手可能不在于疾病是否“重大”或是否“告知”，而在于原告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
（二） 证据收集与法律研究
围绕上述策略，我们开展了以下工作：
1.固定关键证据：我们依法调取了被告2022年12月在衡阳市第二精神病医院的完整住院病历，该病历清晰记载了诊断结果及“总病程11年”的主诉，这是证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算时间的关键书证。同时，我们收集了双方2022年12月后共同生活的证据，如微信聊天记录、孩子出生证明等，用以佐证原告在知情后仍继续维持婚姻关系的事实。
2.深化法律研究：我们重点研究了《民法典》第1053条及相关的司法判例。明确该条款赋予无过错方的撤销权行使期间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此期间为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或延长。这意味着，只要证明原告在起诉前一年早已知情，其撤销权即告消灭，法院无需再审查疾病是否属于“重大”或告知是否“如实”。我们检索到湖南省高院发布的类似案例，其中明确“若超过限期仍未起诉要求撤销婚姻，将被视为对婚姻关系的认可，婚姻关系有效”，这极大地增强了我方代理案件的信心。
3.制定庭审策略：我们决定在庭审中采取“两步走”论述。首先，主动承认被告所患精神疾病对生活有影响，可被认定为“重大疾病”，且婚检时未填写病史的行为存在瑕疵。此举旨在展现坦诚态度，将法庭注意力从道德批判引向法律技术问题。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全力论证原告起诉已超除斥期间。我们将以2022年12月的住院事件为起点，结合之后共同生活、生育子女的事实，证明原告早已明知病情却长期未主张权利，直至感情破裂后才以此为由起诉，其撤销权已丧失。
（三） 法庭交锋与焦点对抗
庭审中，原告方激烈指控被告欺诈，强调疾病对家庭造成的伤害。我们则沉着应对：
1、对“未告知”的回应：我方不回避婚检表填写不实的问题，但指出该表仅为婚前保健项目，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履行场景。更重要的是，我方强调，即便该行为存在瑕疵，法律也为此设定了救济期限，原告未在期限内行使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
2、抛出“除斥期间”抗辩：我方向法庭清晰呈现了时间线：2022年12月（原告知情）→ 2024年5月（生育子女）→ 2026年1月（提起诉讼）。我们指出，从知情到起诉，间隔远超一年。在此期间，双方不仅未分居，反而共同养育了孩子，这充分表明原告在知情后以实际行动继续维持婚姻，放弃了撤销权。我们援引相关司法观点强调，设立除斥期间的目的在于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性，防止一方在感情破裂后利用对方过往的疾病问题随意否定婚姻效力。
3.关于子女抚养与彩礼：我方指出，在婚姻关系未被撤销的前提下，原告关于返还彩礼、赔偿精神损失的请求便失去了基础。关于子女抚养，我们强调婚生子杨昊泽在诉讼时未满两周岁，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且被告病情稳定，具备抚养能力和意愿。
三、 办案结果与启示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完全采纳了我方的核心抗辩意见。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被告许芸婷在结婚登记前未如实告知重大疾病的情形属实。但是，原告杨之民在2022年被告住院期间已知悉其患有精神类疾病，此后双方仍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足以证明原告在知道后仍愿意维持夫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原告自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已超过一年未主张权利，双方婚姻关系合法有效。据此，判决驳回原告杨之民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的胜诉，是精准运用法律程序规则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典型范例，带来以下几点深刻启示：
1.程序规则有时优于实体争议：在婚姻家事案件中，当事人的情感纠葛往往复杂激烈，实体事实难以厘清。本案中，对方主张的“隐瞒疾病”在情感上容易获得同情，但我们通过紧扣“一年除斥期间”这一程序性规定，成功地将法庭审理焦点从情感是非转移到法律技术的适用上，最终扭转局面。这提示律师，尤其在《民法典》时代，对于撤销婚姻、无效婚姻等情形，必须首先审查其行使权利是否在法定期间内。
2.证据链的构建至关重要：证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时点，不能仅凭当事人陈述。本案中，住院病历（证明病情及时间）、孩子出生证明（证明知情后仍有共同生活事实）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有力支撑了我们关于除斥期间起算和经过的主张。
3.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民法典》设立撤销婚姻制度，旨在保护婚前不知情的配偶一方的选择权，但该权利必须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本案判决体现了司法对婚姻关系稳定性的尊重，防止撤销权被滥用为结束婚姻的便利工具。当事人若在知情后长期容忍并继续共同生活，法律将视为其对婚姻状态的接受。
4.诉讼策略应灵活应变：面对原告将诉讼请求从“离婚”变更为“撤销婚姻”，我们迅速调整策略，从准备应对感情破裂标准，转向重点研究撤销权的构成与消灭要件。这种临场应变能力源于对法律体系的熟悉和对案件核心的准确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