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当前国情，扩大代位继承人范围，避免因出现没有法定继承人的情形导致遗产收归国有，加大对私产的保护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代位继承人的范围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扩大到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

在一起上海老洋房继承纠纷案件中，兄妹四人先后逝世，而四妹去世时父母均不在世，也无子女，若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如四妹未有遗赠安排，则其名下持有的老洋房份额将归国有。但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则四妹的份额将由她大哥和三哥的子女继承，有效的避免了私产无人继承的情况。

另外，根据2017年2月份零点调查公司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中国大中城市已经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结婚5年以上不要孩子的夫妇，北京家庭占10%，上海占12.4%，深圳占11.8%，近七成被调查者认为“丁克家庭将增多”。[5]

根据之前的继承法规定，丁克家庭的大量出现势必会导致大量的遗产因为没有法定继承人继承而被收归国有。

我们在和境内外私行客户的交流中就多次遇到过事业有成的女企业主主动提出要将自己的财产传给自己兄弟姐妹的子女。民法典的修改体现了对于私产保护的立法精神，呼应了大量丁克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声。

顺应科技进步，增加了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两种遗嘱

我们曾于2017年以上海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遗嘱继承案例为样本，进行了案例统计，共检索案件168件，其中法院判定遗嘱有效的有132件，其余36件判定为无效或部分无效。而在被判定无效的案例中，法院直接以遗嘱系他人代为打印后签名为由判定遗嘱无效的占4.35%，以打印遗嘱非遗嘱人或代书人打印为由判定遗嘱无效的占2.1%。

此外，在我们检索的苏州中院一起继承纠纷案件（案号：（2014）苏中少民终字第0001号）中，被继承人廖先生患癌症后于2011年2月12日在律师见证下在家打印制作自书遗嘱一份，将其名下所有财产全部给予妻子。一审法院认定了遗嘱的效力，上诉后苏州中院以律师见证行为的无效及认定该遗嘱书系遗嘱人廖某自己制作打印形成的证据不足为由，否定了打印遗嘱的效力。可见即使有律师见证签字的情况下，法院对于打印遗嘱的审核仍是较为严格的。

民法典的规定料将极大减少我们做遗嘱见面的工作时间。之前考虑到司法实践中打印遗嘱争议较大，我们在进行遗嘱见证时，为了确保我们见证的遗嘱有效，都极为审慎地让客户手写两份遗嘱，由于我们的客户都资产颇丰，所以我们每一次做遗嘱见证前都要通知客户提前预留出半天至一天的时间，我们两位执业律师也要全程陪同并确保自己出现在录像中，每一次遗嘱见证都费时费力。

打印遗嘱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仍然不应该忘记为什么打印遗嘱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发纠纷，其最大的隐患就是无法绝对确认人生如此重大决定之行为是否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今后出现更多围绕行动不便甚至是临终之人所订立打印遗嘱效力纠纷。

与国际惯例接轨，删除遗嘱公证优先条款，料围绕遗嘱真实性的纠纷将增加

对于被继承人来说，民法典删除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无疑提高了变更遗嘱内容的便捷性，即被继承人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意愿变更遗嘱而无需经过严格的公证程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遗嘱变更的自由也增加了遗嘱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遗嘱相关的纠纷。

实践中，公证机构对于遗嘱公证有着规范的操作流程和较为严格的规定，且遗嘱人在公证机构订立遗嘱一般都留有录音录像，公证机构也会保留一份遗嘱的副本，可以很大程度上消除遗嘱纠纷。

例如在前述上海法院判例检索中，统计有13.04%的遗嘱最后因为无法证明遗嘱人的精神状态、表达能力而被判无效（见下图）。而公证员在进行公证时一般都会对立遗嘱人进行谈话，可以初步判断他的精神状态，有效降低了遗嘱效力的风险。我们在为当事人提供遗嘱签订和律师见证后，也会建议当事人将订立的遗嘱进行公证，以降低遗嘱继承的相关诉讼风险。

细化遗产管理人制度，力图通过制度确保实现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

继承法通过后的30多年间，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私人财富的急剧增加，因继承引发的纠纷乃至诉讼在持续攀升。虽然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较为忌讳谈论死亡，然而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税收和死亡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两件大事。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继承纠纷，中国的高净值家庭对于遗嘱的接受程度日益提升。西方电视剧中由律师宣读遗嘱的桥段也将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出现。对于高净值家庭而言，由于财产较为庞杂，且需要经历财产所有权的变动，加之很多时候继承人众多，一套操作性强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助于最终将遗嘱从意愿变为现实。

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

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9年9月23日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6]，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两次转变。随着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是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

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7]，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

在这种老龄化加速、出生率降低、空巢、孤寡老人养老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房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也应运而生，而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让这类老人有了“老有所依”的法律保障。本次民法典则进一步将扶养人的范围由原先的扶养人和集体所有制组织扩大为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不仅保障“老有所依”，同时也满足了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符合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现实情况。[8]

小 结

经过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私人财富急剧增长，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降低、离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民法典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私人财富保障领域的一句金玉良言就是：不确定性是唯一的确定性。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大流行再一次向我们印证了这一规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5月26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病例逼近55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34.6万例。在疫情和自然灾害面前，我们的人身和财富均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此次民法典也关注到诸如疫情等紧急情况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增加了临时监护等规定。

最后，民法典顺应了科技发展，比如新增了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的遗嘱形式；删除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等，在各方面给予公民更大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

然而在过去40多年里产生的这些巨额新钱，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更加复杂的家庭结构，如澳门赌王的四房17个子女；更加复杂巨额财产结构，如澳门赌王家族的5000亿家产，如国内广泛存在的资产代持；更加国际化的身份安排和资产配置；新冠大流行这样百年难遇的公共卫生危机。如此种种现实，无不使得高净值家庭在后民法典时代的财富保障和传承更加复杂。

作为中国的私人财富保障领域的律师，我们只有深入领会、适应这些全新的挑战，以更加全面的专业储备，更加深入介入客户财富创造的过程之中，并联合全球顶尖的同行，方能为客户提供务实有效的全球化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规划、家族企业顶层架构设计、家族企业接班人培养、税务安排、家庭信托、大额保单。

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