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荔枝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离婚时约定女儿由父亲抚养，离婚后女儿却长期跟随母亲生活，且明确表示不愿再与父亲共同居住。这种情况下，能否变更抚养权？抚养费又该如何确定？
【案件分析】
（一）基本案情
原告与被告于2026年1月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儿子由女方抚养，女儿由男方抚养，互不支付抚养费。
然而，离婚后不久，原告发现被告怠于履行对女儿的抚养义务，未能尽到照顾其生活、学习的责任，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女儿本人也多次表达了希望跟随母亲生活的强烈意愿。
基于此，原告委托四川融创（天府）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将女儿的抚养权变更为由自己直接抚养，并要求对方支付相应的抚养费。
（二）焦点问题
1. 抚养权是否应当变更？
2. 抚养费应如何确定？
【诉讼经过】
在本案中，四川融创（天府）律师事务所展现了高度的专业与责任心。面对对方“各养一个”的协议抗辩，胡律师精准抓住“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细致梳理证据，成功证明了孩子已随我方当事人形成稳定生活，并充分尊重了年满8周岁孩子的真实意愿。最终，法院采纳了我方核心观点，判决抚养权变更，并支持了教育、医疗费由双方平摊的诉求。本案的胜诉，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体现了融创律师在复杂家事案件中抽丝剥茧、据理力争的专业风采。
【案件结果】
1. 变更抚养权：女儿由原告直接抚养，随其生活；
2. 抚养费：被告每月支付生活费1500元，教育费、医疗费凭票据双方各承担50%，直至女儿18周岁；
3. 探望权：被告每月可探望女儿二次，原告应予协助。
【法院裁判：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
法院在审理后，围绕两个核心问题作出了判决：
1. 抚养权是否应当变更？
法院认为，虽然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男方抚养，但根据查明的事实，离婚后女儿大多数时间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更为关键的是，女儿已年满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无论是其向法院提交的书面说明，还是在法庭询问中的陈述，都明确表达了更愿意跟随母亲生活的意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法院最终支持了变更抚养权的诉讼请求。
2. 抚养费应如何确定？
关于抚养费金额，原告最初主张每月5000元。法院在判决时指出，抚养费的数额应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综合确定。
考虑到被告从事个体经营，收入并不固定，法院并未完全采纳原告的诉请金额。最终，法院酌情判定被告每月支付生活费1500元，而孩子的教育费、医疗费则凭有效票据由父母双方各承担一半，直至孩子年满18周岁。
此外，法院也明确了不直接抚养孩子一方的探望权，判决被告每月可探望女儿两次，原告应予以协助。
【变更抚养权的两大关键点】
本案的胜诉，为面临类似情况的家庭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参考。代理律师胡洪雷指出，想要成功变更抚养权，关键在于以下两点：
● 证明“现状不利于子女成长”：这是变更抚养权的前提。需要收集证据证明，目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存在不尽抚养义务、虐待子女或其生活环境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等情形。本案中，孩子长期实际跟随原告生活的事实，以及其本人对被告怠于履行义务的陈述，都成为了有力的证据。
● 尊重“八周岁以上子女的意愿”：这是变更抚养权的重要因素。法律明确规定，对于年满8周岁的孩子，其个人意愿是法院判决的重要参考。当孩子能够清晰、稳定地表达希望与另一方生活的意愿时，法院会给予高度重视。
【法律适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第一千零八十五条、第一千零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
【几点启示】
1. 变更抚养权，要把握法定情形。 不是想变就能变，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其中，已满八周岁子女的明确意愿是强有力的变更理由，但同时要证明自己具备抚养能力。
2. 子女实际生活状态是重要参考。 本案中女儿在离婚后大多数时间已随母亲生活，形成了稳定的生活学习环境，这种“既成事实”对法院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
3. 抚养费主张要有证据支撑。 主张多少抚养费，不能凭感觉，应当收集子女实际开支、当地消费水平、对方收入情况等证据，否则法院将依法酌定。
4. 探望权不是可有可无。 变更抚养权后，不直接抚养一方仍享有探望权，直接抚养方有协助义务。拒绝协助探望，可能构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面临法律后果。
变更抚养权案件的审理，归根结底是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原则。孩子的意愿很重要，但并非全部；法院还会综合考虑抚养能力、实际生活状态、子女身心健康等多重因素。每一份判决，都是对“孩子最佳利益”这一法律精神的个案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