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一位 A先生经朋友介绍，来到律所咨询离婚。走进接待室，看到眼前坐着两位年纪相仿的男士，我略感诧异，很少见男性陪男性来咨询离婚的。这时A先生主动站起来，介绍说，旁边的这位是同事，刚好有空，陪他一起来咨询。寒暄过后，我问：“你太太坚决要离婚的理由是什么？”A先生扭头望向身边的同事，显然并没有得到说出真相的许可，答到：“我不是。”相比之下，B 小姐就直率很多。她告诉律师，自己和女友 C小姐一起生活好几年了，女友负责打拼事业，而她则在家做全职太太。前两年她们利用一位捐精者的精子，通过人工方式孕育了两个可爱的宝宝，一个宝宝用自己的卵子，另外一个则用C小姐的卵子。心想事成，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谁知生完宝宝没多久，C小姐在一个工作场合认识了一位漂亮妹妹，随即便好上了，还被B 小姐抓包。现在，两人正在闹分手，最争执不下的，是两个宝宝的抚养权。“毕竟两个宝宝都是我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生出来的，哪一个我也放不下。”B 小姐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酷酷的，这会儿，说到了痛处，也不禁眼泛泪光。D先生外表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看上去不像在离婚大战中备受煎熬的样子。“我们两个都是同性恋，各自有自己的感情生活。说好了在一起三年就分手的。现在大家对分开没问题，只是在一起的时候共同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关于房屋的处理有争议。”
没错，这就是家事律师眼中，同性恋群体的生活日常。由于同性婚姻在我国尚不被法律所认可，他们的生活仍处在巨大的困境当中。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自我身份的认同。由于是小众群体，周围的环境是否友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我认同的难易程度。早些年，同性恋被视作异类，被父母亲友送去做强制治疗的案例不绝于耳，想想真的不容易。除了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更困难的是伴侣身份确认。为了在人群中显得不那么乍眼，以及解决所谓传宗接代的问题，“形婚”在同性恋群体当中普遍存在，类似于案例1的情况，如此，便造就了“同妻”这个独特的受害人群体。曾经有一位来律所咨询的同妻告诉我，结婚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双方从未有过性生活。子女身份的确认，也是同性恋群体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案例3当中双方生育了一个儿子，但看得出来，由于没有双向的情感联系作为基础，D先生对于孩子似乎没有那么牵挂。案例2当中存在的子女身份确认问题就更加复杂：到底卵子提供者是孩子的母亲？还是分娩孕育者是孩子的母亲？在法律没有明确的说法之前，谁也没有办法准确预判这类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因为没有合法的配偶身份，即便是同居多年，积累的财产也难以当然被认为是共同的。试想一下：B小姐这个全职太太,在和C小姐分手,要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该有多被动？即便是在《民法典》出台之后，对方创造的财富有我一半？因对方出轨而多分财产？能拿到家务劳动补偿？通通都是不存在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确立了意定监护制度后，这项制度就一直被同性恋群体视为在身份关系上破局的重要线索。特别是《民法总则》出台之后，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客户群体向律师咨询：是否能够通过办理意定监护手续，赋予伴侣以法律身份，以便在自己失能失智的时候，对方还能够照顾和陪伴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摸索，在律师和公证员的帮助下，许多同性恋伴侣如愿拿到了意定监护的法律文书。对其未来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我们拭目以待。除了设立意定监护之外，及早设立遗嘱，以遗赠的方式将财产在自己去世后留给伴侣，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涉及到的财产情况比较复杂，又或者是遗嘱需要照顾到除了伴侣之外的其他人的，也可以考虑通过设立遗嘱信托来实现。在此基础上，由于处理的是若干年之后的身后事，所以建议为遗嘱设立执行人，确保自己的意愿能够最终得以实行。最后，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寻求解决方案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家事律师接触的个案当中，很多的伴侣在实践中连同居关系都无法得到确认。所以建议具备条件的伴侣可以通过签订同居协议的方式，来确认双方之间的同居关系；此外，如果对于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均有出资出力，或者是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尽量在财产上登记双方的名字，并且以约定为按份共有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