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仟银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基本案情：2018年1月12日，冯某妻子聂某与某保险公司签订寿险及附加险的人身保险合同，其中寿险的基本保险金额为31万元，冯某为第一顺序受益人，约定合同生效日为2017年11月22日，后聂某连续缴纳了两年的保险费。
2019年3月29日，聂某被西安某三甲医院确诊为产后抑郁焦虑。2019年4月6日早上6时，冯某在其所居住的小区楼下找到聂某，当时聂某在地上躺着没有知觉，冯某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聂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当日，冯某报警，经公安机关问询、勘验，确定聂某系自杀身亡，冯某对此无异议。2019年4月25日冯某向某保险公司递交保险金给付申请书，要求某保险公司支付身故保险金31万元，某保险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拒绝给付身故保险金。冯某遂委托我们代理本案。
代理词（节选）：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聂某（投保人）系自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修改前，修改后为第四十四条）“自杀”含义的请示的答复：本案被保险人在投保后两年内因患精神病，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溺水身亡，不属于主动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亦不具有骗取保险金的目的，故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本案投保人聂某在投保后2年内患精神病，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坠楼身亡（与溺水身亡没有本质区别），不属于主动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亦不具有骗取保险金的目的，故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投保人在投保后2年内患产后抑郁症导致精神错乱，心智失常而坠楼身亡。分析其死亡原因是投保人患有疾病，精神失常，失去自控能力而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依据《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从立法本意来看，规定“自杀”这一除外责任条款，无疑是为避免蓄意自杀者通过购买人身保险谋取保险金，通俗地说是为了防止骗保。因此，《保险法》意义上的“自杀”就必须具有主观上的故意，企图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本案投保人聂某强烈的无法抑制的自杀意图系一种病态，是患抑郁症而精神失常、失控的表现，其坠楼身亡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故意，而是因病人心智失常，失去控制，不能按常规支配自己的行为。其情形不符合《保险法》所特指的蓄意自杀。
因此，从立法本意、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此类问题的答复，本案不具有《保险法》第44条第1款及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保险公司应当按合同约定给付受益人保险金。
综上，原告冯某请求被告某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贵院采纳我们的代理意见，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本案中，冯某主张的身故保险金系以被保险人聂某死亡为给付条件，适用该规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聂某在死亡前即患有产后抑郁焦虑症，程度为中度，属严重的精神心理疾病，该病症的临床表现为：失眠、心境低落、思维能力减退、严重时会产生死亡或者自杀的想法等。可见，聂某于2019年4月6日自杀系因抑郁症导致，是其自身无法对抗绝望心理进而自杀，可认定其在自杀时心智为病态，不属于神志清醒状态下主动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亦不具备骗取保险金的目的。故某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向受益人即冯某支付身故保险金31万元。
二审法院裁判观点：本案中，被保险人聂某在死亡前患有中度产后抑郁焦虑症，属严重的精神心理疾病，一审法院根据该病症的临床表现综合判断聂某在自杀时心智为病态，并非在神志清醒状态下主动剥夺自己的生命，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认为构成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故在此基础上判令某保险公司承担给付冯某保险金的责任并无不当。某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