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很多普通人存在误区：只是借一张银行卡，自己没有参与诈骗，最多治安处罚，不会坐牢。但深圳近期大量判例显示，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微信支付账户，为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极容易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深圳公安多次通过公众号、视频号发布预警，不少在校学生、打工人，因为几千元的报酬，背上刑事案底，影响考公、求职、子女政审。

案情简介

当事人李某，24岁，深圳某工厂务工人员。2026年3月，网上认识一名网友，对方提出借用李某两套银行卡，承诺给报酬4500元。李某明知对方可能用来做不正当的事情，但心存侥幸，想着自己不参与诈骗，只是借卡，不会有严重后果，便把两张银行卡、手机银行U盾一并交给对方。

后续该两套银行卡被用于接收多笔电信诈骗被害人资金，流水合计210余万元，多名受害人被骗资金流入该账户。2026年4月，深圳某分局开展两卡专项行动，李某银行卡触发预警，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家属慌乱之下多方打听，最终委托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孙峥律师介入该案。孙峥律师，吉林大学法理学硕士，拥有十五年公安、法院多岗位历练，熟悉侦查审讯逻辑与法院裁判尺度，坚持侦审双视角辩护，尤其擅长黄金37天审前辩护，办理大量深圳本地帮信、网络犯罪案件。

办案难点

1. 银行卡流水巨大210万元，已经远超帮信罪立案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一旦流水突破百万量级，公安机关通常会将其归类为“数额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且当事人已经收取4500元报酬；

2. 当事人在前期笔录中承认“猜测对方可能用于违法事情”，存在主观明知的不利供述，在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中，并不要求当事人明确知道对方具体实施的是诈骗还是赌博，只要“应当知道”或“概括性地知道”可能被用于信息网络犯罪即可。这份笔录一旦固定，将极大压缩辩护空间——辩护律师很难再从“不知情”或“被蒙骗”的角度进行无罪辩护，法庭极大概率会据此认定当事人具有犯罪故意；

3. 被害人损失尚未追回，办案机关顾虑社会危害性，对于司法机关而言，被害人权益未得到弥补意味着“法益侵害结果”持续存在，被害人损失是否退赔，往往是办案机关决定是否变更强制措施（如取保）或是否适用缓刑的核心考量因素之一。

孙峥律师办案过程

接受委托后，案件正处于刑事拘留黄金37天关键窗口期。孙峥律师第一时间前往看守所会见李某。会见中，一方面安抚当事人焦虑情绪，另一方面细致核实全部事实细节：卡片交付过程、沟通聊天记录、获利情况、李某文化程度、对上游诈骗具体行为是否知情。

孙峥律师凭借公安办案经历，敏锐发现案件关键事实：李某仅仅是把卡交出，没有参与转账、刷流水操作，没有和上游诈骗人员共谋，完全不知道上游具体诈骗手段、诈骗对象，仅仅是模糊感知对方可能违法，并非明确知道实施电信诈骗。

随后律师团队固定相关客观证据，调取李某的工作证明、收入流水，证实李某属于普通务工人员，并非专门从事两卡黑灰产人员。在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孙峥律师递交《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述：第一，李某仅提供银行卡，没有参与资金转移操作，不属于深度参与黑灰产；第二，李某系初犯，无任何前科，获利金额较小；第三，主观上仅有概括性怀疑，对上游诈骗的具体内容不知情；第四，愿意退缴全部违法所得，认罪认罚，社会危险性较低。

检察院采纳部分辩护意见，作出不批准逮捕，取保候审决定，李某走出看守所。

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孙峥律师继续跟进，指导家属代为全额退缴 4500 元违法所得，协助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同时向检察官提交类案检索报告，并提交深圳本地同类轻判判例，充分说明李某属于被诱惑利用的普通从业者，并非黑灰产组织者，恳请量刑上予以从宽。

案件结果

检察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庭审理阶段，孙峥律师继续围绕主观认知、行为地位、初犯、退赃、认罪认罚展开辩护。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不用收监服刑。

律师办案总结

孙峥律师提示：帮信罪的入罪门槛很低，不要抱有 “只是借卡没事” 的侥幸心理。很多当事人主观上并没有骗人的想法，但只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银行卡、电话卡、账号，就可以构罪。 刑事案件黄金 37 天极为关键，这个阶段的辩护效果，往往直接决定是否取保、后续量刑走向。遇到此类案件，家属应当尽快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固定有利事实，争取最优处理结果。

孙峥律师｜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

吉林大学法理学硕士，拥有十五年公安、法院多岗位历练，深耕深圳本地刑事辩护领域，具备独特的侦审双视角办案思维。专注办理帮信罪、掩隐罪、电信网络诈骗、网络黑灰产等网络刑事案件，熟悉公检法办案流程与深圳地区裁判尺度，擅长利用黄金37天审前辩护、证据梳理、类案比对、情节辩护等方式，为当事人争取取保候审、缓刑及轻判结果，办案经验丰富、辩护成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