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案件号：（2025）苏0508刑初XXX号
判决法院：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判决结果：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一、汇报背景与案件核心特征
模特卡诈骗是近年来高发的涉众型诈骗犯罪，以“高薪招聘模特”为诱饵，通过收取模特卡拍摄费、服务费等名义骗取求职者财物，严重侵害群众财产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与社会管理秩序。此类案件呈现鲜明的规模化、套路化特征，梳理其核心表现有助于精准把握案件本质：
1. 虚假宣传引流：犯罪团伙通过58同城、智联招聘等主流招聘平台，或社交软件、业务群发布高薪招聘信息，宣称“日入数百至上千元”“工作轻松无门槛”，吸引16至40岁求职群体（尤以女性为主）；
2. “洗脑式”诱导缴费：面试时无论求职者条件如何，均以“有模特潜力”“适合特定风格”等话术夸大其词，随后以“拍摄模特卡是接单必备”为由，推荐数千至上万元的拍摄套餐，甚至诱导求职者通过花呗、借呗贷款支付；
3. 虚假履约维稳：收取费用后，通过自导自演“商业拍摄”、支付少量报酬等方式制造履约假象，同时禁止求职者相互联系，避免骗局暴露，对维权者则采取“能少退则少退、能不退则不退”的拖延策略；
4. 公司化流水线运作：犯罪团伙通常注册空壳传媒公司，分工明确，设总监、业务经理、摄影师、化妆师等角色，按比例分配赃款，形成“招聘-面试-收费-维稳”的完整诈骗链条。
1. 涉众性强：单案受害者多则数百人，涉案金额从数十万元至百万元以上，社会影响恶劣；
2. 隐蔽性高：借助正规招聘平台背书，以“公司化经营”为幌子，迷惑性强，受害者易轻信；
3. 证据类型集中：核心证据包括招聘宣传截图、聊天记录、服务协议、转账凭证、模特卡成品等电子与书面证据；
4. 维权难度大：受害者地域分散、涉案金额零散，部分受害者因金额较小未报案，导致证据收集与赃款追缴难度增加。
模特卡诈骗案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罪名认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涉及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两大罪名，需结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精准区分：
1. 构成要件匹配要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高薪接单”“商业推广”等事实，隐瞒“无真实业务、收取费用为主要收入”的真相，使受害者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
2. 典型案例参考：深圳蔡某、吴某诈骗案中，被告人成立策划公司，虚构承接广告业务的事实，诱骗243名受害者支付模特卡费用近90万元，无任何真实商业合作，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有期徒刑十一年。
3. 适用关键：犯罪行为核心在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而非基于合同履行，公司无实际经营活动，仅以诈骗为唯一目的。
1. 构成要件匹配要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模特签约合作协议》等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侵犯的客体不仅是财产权，还包括市场交易秩序。
2. 典型案例参考：西安许某合同诈骗案中，被告人通过签订合作协议，以“提供淘宝拍摄、商业演出”为诱饵收取管理服务费107万余元，实际未对接任何真实商业活动，仅以受害者缴纳的费用支付少量“酬劳”，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主犯有期徒刑十年。
3. 适用关键：存在书面合同形式，行为人以“履行合同”为幌子实施诈骗，诈骗行为与合同签订、履行过程直接关联。
| 区分维度 | 诈骗罪 | 合同诈骗罪 |
| 行为载体 | 无真实合同关系或合同仅为幌子 | 基于书面或口头合同开展 |
| 侵犯客体 | 单一财产所有权 | 财产所有权+市场交易秩序 |
| 行为方式 | 直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 利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实施诈骗 |
| 定罪关键 |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虚构核心事实 | 是否在合同框架内，以履行合同为名义骗取财物 |
实践中，若犯罪团伙以“公司化运作”为依托，与受害者签订书面协议，即便无真实履约意图，也更可能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若未签订合同、仅通过口头承诺诱骗缴费，或合同条款完全虚假，则更倾向于认定为诈骗罪。两罪量刑梯度相近（均为“数额较大-三年以下、数额巨大-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数额特别巨大-十年以上”），但合同诈骗罪更侧重对市场秩序的保护，司法机关会根据案件具体情节择一适用。
1. 定罪数额标准：参照各地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通常“数额较大”为3000元-1万元以上，“数额巨大”为3万元-10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为50万元以上（具体以当地高院规定为准）；
2. 数额累计计算：多人共同犯罪的，按团伙总诈骗金额认定；单个受害者被骗金额未达立案标准，但累计数额达到标准的，仍可定罪处罚；
3. 扣除情形：已退还受害者的少量“酬劳”或退款，可从诈骗总额中扣除，但不影响罪名成立，仅作为量刑情节考量。
1. 主犯：公司实际控制人、发起人、核心管理者，负责组织策划、制定诈骗话术、分配赃款，对全部犯罪金额承担责任；
2. 从犯：业务经理、摄影师、化妆师等执行人员，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法可从轻、减轻处罚；
3. 责任划分：即使部分成员未直接参与所有诈骗环节，只要明知团伙诈骗性质仍参与协作，即需对其参与期间的犯罪金额承担责任。
1. 法定从宽情节：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立功、积极退赃退赔、追缴违法所得；
2. 法定从重情节：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多次诈骗，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造成严重后果；
3. 实务量刑参考：主犯涉案金额80万-100万元，通常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从犯涉案金额较小、认罪悔罪的，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或缓刑。
1. 若控方指控诈骗罪，可结合案件存在书面协议、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行为（如拍摄模特卡）等事实，主张构成合同诈骗罪，实现量刑均衡；
2. 对于仅提供技术支持（如摄影、化妆）、不知情的涉案人员，可主张不构成共同犯罪，或仅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争取罪名降档；
3. 审查是否存在“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模糊情形，若行为人确有部分真实业务，可主张不构成刑事犯罪，属于民事纠纷。
1. 真实性审查：核查招聘宣传截图、聊天记录是否完整，是否存在剪辑、伪造；涉案金额是否有转账凭证、收据等佐证，排除合法资金往来；
2. 合法性审查：申请排除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电子证据（如未经法定程序调取的微信聊天记录）；
3. 关联性审查：区分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对于未参与具体诈骗、仅领取固定工资的普通员工，可主张其行为与诈骗结果无直接关联。
1. 挖掘法定从宽情节：协助当事人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揭发同案犯立功；
2. 推动酌定从宽情节：积极退赃退赔、补偿受害者损失并取得谅解；
3. 区分角色地位：重点论证当事人系从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获利较少，请求从轻处罚。
1. 审查案件管辖是否合法，涉众型案件需确认是否由主要犯罪地或被告人居住地司法机关管辖；
2. 针对涉众型案件证据分散的特点，申请司法机关补充收集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
3. 对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提出异议，确保合法财产不受侵害。
1. 刑事报案：被骗金额达到立案标准的，向犯罪地公安机关报案，提交证据材料，通过刑事侦查追缴赃款；
2. 民事追偿：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撤销合同、返还财产，或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3. 行政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投诉，查处涉案公司违法经营行为，协助维权。
1. 招聘宣传材料：招聘平台广告截图、公司宣传册、微信朋友圈推广内容；
2. 沟通记录：微信、QQ、短信等聊天记录，证明对方承诺的高薪、商业活动等内容；
3. 合同与缴费凭证：《模特签约合作协议》、收据、发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记录；
4. 服务成果证据：模特卡成品、拍摄视频，证明服务质量未达约定或无实际用途；
5. 其他证据：公司工商信息、办公地址照片、同案受害者证言，佐证诈骗事实。
1. 诉讼时效风险：民事诉讼时效为三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避免超过时效丧失胜诉权；
2. 证据保存风险：及时固定电子证据，避免聊天记录删除、转账凭证丢失；
3. 联合维权风险：受害者联合维权时需合法有序，避免采取过激行为触犯法律。
1. 警惕“高薪低门槛”招聘信息，尤其是要求“入职前缴费”（拍摄费、服务费、培训费）的岗位；
2.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应聘公司资质，核实是否有真实业务记录；
3. 签订协议时仔细审查条款，拒绝“概不退款”“强制消费”等不公平格式条款；
4. 遇诈骗及时报案，保留完整证据链，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
1. 传媒、模特经纪公司应规范经营，不得虚构业务、虚假宣传，收取费用需明确服务内容与履约标准；
2. 建立合规制度，对员工进行法律培训，避免因业务模式不当触及刑事红线；
3. 妥善保管业务合同、服务记录，确保经营行为可追溯。
1. 招聘平台应强化信息审核，建立违法违规账号黑名单制度，及时下架虚假招聘信息；
2. 司法机关应加大打击力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公开典型案例，形成震慑；
3. 加强普法宣传，通过社区、网络平台讲解模特卡诈骗套路，提升群众防骗意识。
模特卡诈骗案以“就业刚需”为切入点，套路化、涉众性特征显著，其法律适用的核心在于罪名精准界定与证据链构建。律师办理此类案件，需兼顾专业性与责任心，既通过定性辩护、证据辩护、量刑辩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应注重通过案件办理推动受害者维权与社会治理。未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与防骗意识的提升，此类犯罪将得到有效遏制，但仍需司法机关、平台、企业与公众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安全的就业环境与法治秩序。
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应始终坚守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既严厉打击诈骗犯罪，也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
涉众型特征导致受害者地域分散、涉案金额零散，部分受害者因金额较小未报案，核心证据（如招聘宣传截图、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存在删除、篡改风险，且电子证据的关联性核查难度高。
突破路径：
1. 制定证据收集清单：针对辩护案件，指导当事人收集与公司经营相关的证据（如业务台账、合作协议、员工工资发放记录），证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与获利情况；针对维权案件，制作标准化证据收集模板，引导受害者统一提交招聘广告截图、聊天记录、缴费凭证等核心材料，标注证据来源与关联性；
2. 申请司法机关调取证据：对分散的受害者证言、平台交易数据等，及时申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调取，补充完善证据链；
3. 电子证据固定与质证：对微信聊天记录、招聘平台信息等电子证据，通过公证、时间戳等方式固定真实性，重点核查证据收集程序是否合法，对剪辑、伪造的证据申请排除。
（三）难点三：共同犯罪角色认定复杂，责任划分难
涉案公司分工明确，从实际控制人、业务经理到摄影师、化妆师，人员层级多，部分员工以“不知情”“仅领取固定工资”为由抗辩，主从犯区分与责任划分成为辩护核心。
突破路径：
1. 梳理人员参与程度：通过员工入职时间、工作内容、获利情况、是否参与诈骗话术培训等事实，区分核心成员与普通员工。如承办的深圳某诈骗案中，摄影师仅负责拍摄工作，未参与招聘诱导、收费环节，且无分红仅领取固定工资，最终认定为从犯，获减轻处罚；
2. 核查主观明知程度：重点审查当事人是否知晓公司无真实业务、是否参与虚构宣传、是否协助隐瞒诈骗事实，对确属被蒙骗参与的普通员工，主张不构成共同犯罪；
3. 结合获利情况划分责任：对仅领取固定工资、未参与赃款分配的员工，主张其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争取从轻或免予处罚。
（四）难点四：涉众维权协调难，赃款追缴效率低
受害者诉求不一（部分要求退赔、部分要求重罚），地域分散导致沟通成本高，且涉案公司多为一空壳，赃款多被转移、挥霍，追缴难度大。
突破路径：
1. 建立受害者沟通机制：通过建立微信群、线上会议等方式，统一解答法律疑问，告知案件进展，引导受害者理性维权，避免过激行为；
2. 推动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及时向司法机关提交涉案公司资产线索（如银行账户、房产、车辆），申请查封扣押，最大限度保全赃款赃物；
3. 协调退赔与谅解：对辩护案件，协助当事人积极退赃退赔，与受害者代表协商退赔比例，争取谅解书，为量刑从宽奠定基础；对维权案件，推动司法机关优先追缴赃款，优先退赔老年人、学生等弱势群体。
三、核心办案策略复盘
（一）辩护案件：以“定性+量刑”为双核心
1. 定性辩护精准发力：根据案件事实选择对当事人有利的罪名，如存在书面合同且有部分履约行为，优先主张合同诈骗罪；无真实合同关系则聚焦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抗辩；
2. 量刑情节深度挖掘：重点关注自首、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从犯、初犯等法定与酌定从宽情节，通过提交家庭情况证明、社区表现评价等材料，强化从宽理由；
3. 程序辩护保障权益：审查案件管辖、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对非法证据坚决申请排除，确保办案程序公正。
（二）维权案件：以“证据+协调”为突破口
1. 证据链闭环构建：指导受害者全面收集招聘宣传、沟通记录、缴费凭证、服务成果等证据，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形成完整证据链；
2. 多途径维权联动：结合案件情况，选择刑事报案、民事起诉、行政投诉等多元维权途径，如涉案金额未达刑事立案标准的，引导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返还财产；
3. 强化与司法机关沟通：及时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反馈受害者诉求，提供案件线索，推动案件侦查、起诉进程，提升赃款追缴效率。
四、办案经验启示
（一）专业层面：精准把握罪名边界与证据要点
1. 罪名区分是辩护核心：需深刻理解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差异，结合案件事实精准界定，避免因定性错误导致量刑失衡；
2. 电子证据是定案关键：模特卡诈骗案的核心证据多为电子证据，需熟练掌握电子证据的固定、质证方法，重点核查证据的完整性与合法性；
3. 共同犯罪责任划分需精细化：不能仅以职位高低认定主从犯，需结合参与程度、主观明知、获利情况综合判断。
（二）职业层面：兼顾专业性与责任心
1. 辩护与普法并重：在办案过程中，向涉案人员与受害者普及法律知识，引导涉案人员认识错误、积极退赔，引导受害者理性维权；
2. 注重沟通协调能力：涉众型案件需加强与办案机关、当事人、受害者的沟通，平衡各方诉求，推动案件高效办理；
3. 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对涉案公司的经营模式、资金流向等进行全面审查，提前预判案件难点，制定应对方案。
模特卡诈骗案的办理，既是对律师专业能力的综合检验，也是对职业担当的深刻锤炼。此类案件涉众性强、社会影响广，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既要坚守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精准运用法律知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要兼顾受害者的合理诉求，积极推动赃款追缴与退赔，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未来，张磊刑事辩护团队将继续总结办案经验，优化办案策略，提升专业能力，不仅要当好案件的承办者，更要当好法治的传播者、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为防范和打击模特卡诈骗犯罪、营造安全的就业环境与法治秩序贡献专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