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深圳中院2025年发布的数据里有一组值得做外贸的人留意:全市法院年均新收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超过三千件,其中买卖合同纠纷占比接近四成,跨境贸易纠纷同比增长了15%。深圳做跨境的老板都懂,货发出去容易,钱收回来难。更难的是货出了关,对方一句“合同不是跟我们签的”或者“货没收到”,你就得隔着几千公里去追一笔说不清楚的账。刘女士找到贾庆霖律师的时候,面对的是比国内买卖更麻烦的局面:货发到了境外,签收单上没有对方公司的章,对方还反咬一口说“合同根本没跟你们签”。
刘女士在深圳做电子配件出口,跟一家境外贸易公司的采购负责人签了供货合同,货分三批发到对方指定的境外仓库。前两批正常结算,第三批货值六十多万发出去后,对方开始拖。拖了两个月,对方换了个说法:签合同的人不是他们公司的员工,货不是他们要的,合同跟他们没关系。刘女士手里的东西不算少:合同有对方采购负责人的签字,送货单有境外仓库的签收记录,微信聊天里对方确认过“货收到了,等客户回款就付”。但问题在于,签字的人没有公司授权书,签收的仓库是第三方物流的,对方咬死“这个人不代表我们公司”。
贾庆霖接手后,没有顺着“合同到底跟谁签的”去跟对方扯皮。她做跨境买卖合同纠纷有一个习惯:不跟对方在他设定的战场上纠缠,先把“谁有权限代表公司、货到底交给了谁、哪国法律说了算”这三件事钉死。
第一层:签字的人有没有权限,不看授权书,看履行行为
对方的抗辩逻辑很干脆:“签字的人不是我们员工,合同无效。”贾庆霖调出了前两批正常结算的全部记录。同一个签字人,在前两批货的合同上签的是同一个名字,对方公司按那些合同付了款,从来没有对这个人的身份提过异议。第三批货的送货单上,境外仓库签收后,这个签字人还在微信里回了“收到了,数量对”。
贾庆霖向法庭指出:前两批合同的履行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这个签字人代表权限的默示确认。对方不能在自己需要收货、需要付款的时候默认这个人的身份,在需要赖账的时候翻脸不认。深圳前海法院和深圳中院在涉外买卖合同案件中一贯的裁判逻辑是,合同相对方的认定看的是实际履行行为,不是有没有一纸授权委托书。
第二层:货到了境外仓库,签收记录怎么算数
跨境买卖最麻烦的地方在于,货交出去之后你拿不到国内那种盖公章的收货确认。刘女士的货发到的是对方指定的境外仓库,签收人是物流公司的人,不是对方公司的员工。
贾庆霖的处理方式是:把签收记录和后续沟通串起来。境外仓库签收后,对方采购负责人在微信里确认了到货数量和型号,随后还就其中一款产品的包装提过修改意见。这些沟通记录放在一起,证明的是一件事:货到了,对方收到了,而且实际处置了这批货。在跨境买卖纠纷中,收货确认不一定要对方公司盖章,对方在收货后的行为——确认数量、提出意见、安排后续销售——本身就是对收货事实的认可。深圳中院在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中明确过这个规则:域外形成的证据不一定需要公证认证,关键看能不能和其他在案证据形成完整链条。
第三层:跨境合同没约定适用法律,法院会怎么判
这是国内买卖合同不会遇到的问题。刘女士的合同里没有写争议适用哪国法律。对方在境外,如果按照对方国家的法律来打,刘女士可能连起诉的门都摸不到。
贾庆霖向法庭主张适用中国法律,理由是:合同签订地在深圳,刘女士的履行行为——备货、发货、收款——全部在中国境内完成,最密切联系地是中国。深圳法院在涉外买卖合同纠纷中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已经是成熟的裁判路径。对方没有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应当适用其他法律,法院采纳了这一主张。
这个案子的结果,法院认定对方公司拖欠货款事实成立,判令其支付六十余万元货款及逾期利息。签字人的权限问题、境外签收的效力问题、法律适用问题,三个跨境买卖里最容易被对方拿来当挡箭牌的点,被逐一拆掉。
深圳做跨境买卖,底下的坑就那么几个
贾庆霖在跨境买卖合同纠纷里办过不少类似的案子。她的风格很清晰:不笼统主张“他欠我钱”,而是逐笔追问签字的人有没有履行行为支撑、货到了境外之后对方有没有认过、合同没写适用法律时哪边的法院和哪边的法说了算。在深圳这种跨境电商和传统外贸混着做、合同经常只有一页纸、沟通全靠微信和邮件的环境里,这套打法比背法条管用得多。
深圳跨境买卖合同纠纷的坑,踩过的人各有各的踩法,但底下的问题就那么几个。签字的人有没有在前几批正常交易里被对方默认过;货到了境外之后对方有没有在聊天里认过收货;合同里有没有写争议解决条款和适用法律。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基本决定了你的钱能不能要回来,以及要在哪里要。
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正卡在跨境货款收不回来的局里,电话咨询时先把这几样东西翻出来:合同或者订单、送货单和物流记录、聊天记录里对方确认收货或者提过货的部分。
深圳这地方,生意做到境外去了,翻脸的方式也跟着变了。翻脸不可怕,怕的是翻了脸之后你手里只有一张对方不认的境外签收单。法院不看谁委屈,看的是签字的人、收货的记录、适用的法律这三条线能不能对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