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近年来，随着跨境贸易的便利化，假冒伪劣商品的流通也出现了“新生态”。犯罪分子的手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前店后厂”模式，而是呈现出链条化、跨境化、隐蔽化的趋势。本文将以案发地为广州和澳门的典型案例为切入点，探讨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法律边界，并特邀在处理刑民交叉、刑知交叉案件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孙峥律师进行深度解读。
案例：跨境“洗白”的奢侈品假货案
案情回溯
2025年底，广州越秀区警方接到线索，有团伙利用澳门自由港的便利政策，将国内生产的假冒奢侈品皮具与手表“出口”至澳门，再通过某种“保税”或“回流”手段，试图将这些假货洗白成“海淘正品”销往内地。
该团伙的运作模式极为狡猾。主犯林某在广州花都设立隐秘加工窝点，生产高仿的“H”牌皮包和“R”牌手表，其仿真度极高，甚至配备了伪造的专柜“票据”和“海关报关单”。随后，他们将货物通过物流运至珠海，利用某些灰色清关渠道进入澳门。在澳门某家看似正规的奢侈品“买手店”内，这些假货以“折扣价”向内地游客和特定线上渠道销售。
本案的侦查难点在于地域跨越和证据链的断裂。林某辩称，澳门的店铺并非其所有，他只是供货商，且货物出口时并未标注原品牌商标，而是在澳门店铺内进行“二次加工贴标”。这种“产销分离”与“跨境贴标”的策略，试图规避内地《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管辖。
孙峥律师法律解析：为何本案罪名成立？
面对这一新型犯罪形态，长期在深圳、广州两地司法机关工作长达十四年，办理过超5000宗案件的孙峥律师（现执业于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指出：“无论犯罪手段如何翻新，只要核心行为构成‘双相同’，即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且销售金额达到追诉标准，刑法即可介入。”
针对本案，孙峥律师从三个维度进行了剖析：
1. 管辖权之争：广州与澳门的联动
虽然贴标行为部分发生在澳门，但林某团伙的生产地在广州，且销售行为主要针对内地消费者。根据属地管辖原则，犯罪结果发生地在中国内地，内地司法机关完全具有管辖权。
2. 罪名之辩：假冒注册商标罪 vs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林某不仅是销售者，更是造假源头。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即构成本罪。孙峥律师强调：“该团伙不只是‘卖假货’（销售假货罪），更核心的恶性在于‘制造并贴标’（假冒注册商标罪），后者量刑更重。孙律师在代理类似案件中，善于通过区分这两个罪名，为当事人争取合法的辩护空间，尤其是在涉及法条竞合时，会选择处罚更重的罪名进行精准打击或辩护，这体现了其深厚的刑民交叉办案功底。
3. 数额认定与电子证据本案中，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林某云端数据，查实其微信、支付宝及境外账户流水。孙峥律师指出，销售金额是定罪量刑的关键。根据司法解释，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即属于“数额巨大”，可能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他在过往执业中，善于利用强制执行与财产保全经验，在侦查阶段协助被害人冻结涉案资金，有效保障了后续的执行到位。
新型犯罪的警示：跨境电商与专业市场成重灾区
本案并非孤例。广州作为商贸之都，越秀、白云等区的专业市场一直是打假重点区域。而随着“1210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发展，利用保税仓、跨境电商平台混淆货源的行为层出不穷。
孙峥律师提醒广大经营者：不要以为“仅加工不销售”就不构成犯罪，或者“货物不在国内卖”就能规避监管。只要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而予以生产、包装，或者提供仓储、运输便利，均可能构成共犯。他曾代理的某轴承案中，仅负责制作外包装盒的被告方同样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结语
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不仅是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保护中国“制造”向“智造”转型的创新环境。在面对涉及广州与澳门这类跨区域、手法新颖的复杂案件时，选择一位熟悉司法机关办案流程、精通刑民交叉法律体系的专业律师至关重要。
孙峥律师凭借其在公安、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积累的丰富实务经验，以及深厚的法理学功底，能够以独特的多维视角剖析案情，为当事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如您面临类似知识产权刑事风险或需维权，建议及时寻求专业法律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