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代刚律师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四川三江汇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林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林某某涉嫌犯诈骗罪重审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诈骗数额“巨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本案有特定的情感背景和复杂成因。鉴于被告人林某某自己自愿认罪，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有极其复杂且特殊的情感背景，与典型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性诈骗犯罪有重大区别。
本案系被害人儿子报案称他父亲被林某某诈骗了，公安机关以此立案，检察院审查并起诉被告人构成诈骗，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被告人不服上诉后发回重审。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相关情感背景而言，敢肯定被害人李某本人并不愿意这样做。
在案证据材料反映，被告人林某某年仅28岁且未婚，而被害人李某已72岁高龄。被害人老伴去世早，子女不在身边，长期的孤独、彷徨、空虚深深困扰被害人；在无人陪伴时，被告人常常独自对着窗外发呆、长久凝视，或是经常到站在街上看行色匆匆的人群、看来来往往的车辆，令人心酸。
被告人先是被害人的生活保姆，帮被害人洗衣、煮饭、打扫卫生，后成为情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相识并交往了五个多月。在此期间，二人的关系似朋友、似情人、似父女。被害人亲昵地称呼被告人“宝贝”，被告人则尊称被害人为“大爷”。这种温暖、融洽的关系，给被害人寒冷孤寂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慰藉，被害人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被害人一共65次“借钱”给被告人，被害人每次借钱没有到还款时间、或者到还款时间没还又借给被告人，从未要求被告人偿还。
辩护人不否认65次借款中有骗的情况，被告人自己也承认，但“诈骗”二字并不能完全概括本案。从案件材料中反映出来的客观情况，已经完全清楚，辩护人、公诉人、法庭都心知肚明。法庭应当考虑此情感背景。
二、“借条”上的数额不能直接作为本案诈骗数额的依据。
本案49张“借条”上的数额不能直接等同于诈骗数额：
第一，“借条”具有民事法律属性，不能认定“借条”上的数额就是诈骗数额。公诉机关指控本案是“以借款方式进行诈骗”，但辩护人认为，“借条”是借款方向出借方出具的债权凭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
结合本案特殊背景，被害人李某以借款方式向被告人林某某给予现金，一部分是基于真实的借贷关系，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对被告人陈述生活贫困同情而给予的经济帮助（即赠予性质）。被告人给被害人打的49张借条上，有明确的借款金额、借款时间、还款时间以及借款人和出借人姓名。“借条”上的款项有部分是李某自愿拿给被告人的，被告人并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将“借条”上的数额一概认定为诈骗数额是完全错误的，法庭应予以纠正。
第二，“借条”内容存在重大瑕疵，无法反映出真实的资金给付数额。一是，借款数字不清、不符合常理。被告人林某某写给李某的49张“借条”都是在整数后面附加了小数点，如果按照数学法则计算，借条的总金额极小。虽然被告人说小数点后的数字代表实际金额，但这仅系其单方供述，没有得到被害人李某的证实，缺乏证据印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是，借、还款时间和还款逻辑更是反映出“借条”荒诞可笑，违背生活常理。全部49张“借条”涉及65次借贷，反映的情况是：“今天借款隔几天还”、“明天再借款也是同一天还”、“后天再借款也是同一天还”，甚至“上午借款下午还”、“下午借款晚上还”、“晚上7点借款晚上12点还”的极端高频借贷模式，一共借了65次，实际上没有还过一次。被害人李某虽然年事已高，但平常都是一个人生活，是有正常行为能力和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在如此高频率的借款且没有任何实际还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继续借款给被告人？这表明被害人李某主观上根本没有要被告人还款的意思，“借条”只是二人基于特定情感关系下的一个游戏而已，“借条”根本不能当真。
第三，“借条”与现有证据相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依据。一是，被害人陈述及报案数额与“借条”数额相矛盾。根据报案记录和被害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被骗数额只有38,000元，而“借条”上的数额计算出6万余元，两者存在巨大出入。二是，“借条”数额与被害人的实际收入相矛盾。被害人每月退休金为5,800元，被告人与被害人交往才五个多月，且被害人儿子证实被害人每月自己要用1千多元，那么被告人林某某客观上能从被害人处得到的资金也只有2万多元。可见，“借条”上的6万余元巨额资金，是不真实的，是荒唐的，不能作为认定依据。
三、本案应当以“疑罪从轻”认定数额，即以数额较大认定本案诈骗数额。
如前所述，本案49张“借条”矛盾百出，疑点重重，含糊不清，且不符合常理，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诈骗数额的依据。辩护人认为，应当以被告人林某某供述的25,000元认定本案诈骗数额，该数额是比较真实的：
其一，被告人供述的25,000元与被害人的实际经济能力及收入情况高度吻合。被害人每月退休金为5,800元，被告人与被害人交往才五个多月，且被害人儿子证实被害人每月自己要用一千多元，那么被告人林某某客观上能从被害人处得到的资金也只有2万多元。
其二，即使按照被害人李某陈述的38,000元，也应当扣除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合理开支。被告人与被害人交往期间，平常买菜、出去吃饭等日常生活支出都是被告人林某某在支付，且被告人还经常自己掏钱给被害人李某购买衣服、日用品等。这些用于共同生活支出的款项，应当从涉案数额中进行扣减。
其三，涉案款项中掺杂了基于特定情感的自愿赠予，应予剔除。如前所述，被告人林某某与被害人李某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双方存在一定的感情。在38,000元的款项中，有被害人李某基于情感因素自愿拿给被告人一部分钱，也应当扣除。
所以，被告人供述的诈骗数额25,000元更符合案件客观事实。所以本案数额“巨大”证据不确实、不充分。鉴于被告人自愿认罪，本案应当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原则和立法精神，依法认定本案诈骗数额为“数额较大”，并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某诈骗数额“巨大”错误，且本案具情感背景和其他复杂因素。为此，请法庭充分考虑这些情况，对被告人林某某以“数额较大”并从轻处罚，对其适用缓刑。
谢谢！
辩护人：四川三江汇律师事务所
杜代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