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的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和负责地决定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5]质言之，民事主体是一个有自由意志并能为自己立法的存在。[6]人因此而成为目的，具有理性，继而意思自治便是题中之义。抽象主体对意思自治的作用在于抽象主体仅是理性自身，而不是那些夹带着众多缺点的人。意思自治要求人应当是平等无差别的且具有理性。否则，已经形成的法律关系可能会因个人基于个体差异而主张无效，一个智力低的人会基于愚钝而主张自己签订的合同无效。如此，合同自由乃至私法自治都将荡然无存。与此同时，抽象主体不区分企业、劳工或消费者，刻意抽离社会阶级、族群或任何在利益上共同的团体，而以中性“角色”示人，此不仅符合自由竞争的经济本质，而且为私法塑造了超越时代的人的形象。私法的内核也因此形象而恒久不变。

　　然而，抽象主体使得“民法宛如蒙上双眼的正义女神，不考虑每个个体的具体境况与特殊情况，不分贫富贵贱，无视强弱智愚；在其视野下，每个人都是没有差别的个体，不因其身份而异其待遇”。[7]正如某学者所言：“法律用人这一概念夷平和剔除了自然人之间所有的差异。”[8]换言之，法律抹掉了身份的不平等，却任由自然制造新的不平等，人类社会因天赋、关系、财富的差异而近似于丛林世界。近代民法“抽象主体”虽饱含人权理想，但仅具有形式上“看上去很美”的浮华之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人权宣言”。[9]因此，抽象主体从一开始，便有具体化的要求。法律主体除了可以作为拥有权利义务的抽象载体，还应当是有具体的形象：他应当是男人或女人、经营者或消费者、用工者或劳动者……“经济上处于强势的一方有滥用经济优势的倾向。不少情况下，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交易条件的接受，与其说是弱者理性决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带有抗议的无奈选择。”[10]法律还有基于个人发展和市场经济而需要的具体化（或者说是一种次抽象化）。此外，基于人格保护的需要，人还必须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充满自尊与廉耻感的人。

　　总之，自从《德国民法典》把私法主体抽象为理性而无差别的自然人（natuerliche person）和法人以后，为各国民法典所沿袭，这种情形是理论的虚拟，真正参与私法关系的仍然是具体的人和组织（团体）。法律规定所有的人具有同样的能力并不能否定人与人的天赋不一样。相反，私法自治的精神就在于鼓励人们利用自己的天赋互相竞争，以更多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民事主体实际上既有人与团体的差别，也有强弱的差别。个体无法对抗团体，弱者无法对抗强者。也许在商品经济初期，这些差别尚不十分明显，在今日之世界，商业垄断无处不在，上述差别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为此，立法机关不得不纠正人格人的假设，从而考虑到人的智愚和强弱，考虑到人性之最坏的一面。显然，仅靠抽象主体难以担当法律关系主体的重任。正因为如此，德国学者认为“民法典的人法部分仅仅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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