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界分困境

　　两者在概念解读、法益圈定和主观推定上均存在知识冲突、转换和融合的复杂现象。

　　术语解读上的混同。罪刑法定原则衍生的刑法逻辑和话语体系的独立性，要求司法实务在适用具体规范时，须全面了解两者在关键节点的异同。（1）刑法、民法关于“占有”的不同解读。与民法允许代理人占有、间接占有、占有改定等观念性占有不同，刑法对占有的要求是事实性的支配和管理，包括行为人对财物的利用意思，以及排除权利人的管理、支配。（2）刑法、民法关于“非法”的不同逻辑。民法考量“非法”时，不仅考察合同各方的行为，还考虑双方交互后的整体行为，是一种动态的理解。刑法评价“非法”，侧重行为人取得或消灭财物行为是否有合法根据，不考虑行为相对人支配或管理的财物状态是否有合法根据，也不考查交互整体的合法性，是一种静态的理解。

　　主观因素推定过程的融合。我国刑法坚持主观罪过与客观行为相一致的原则，两者在时间上具有同在性，内容上具有同一性。民法同样追求行为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在罪刑法定的背景下，刑法融合了民法中的推定方法，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列明了相关的基础事实，只要出现了列举过的基础事实，就可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与刑法推定须受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不同，民法推定的外延可以不断扩张，甚至无须列明据以推定的基础事实，根据民法原理和日常交易习惯即可认定主观目的。

　　因果关系认定中的渗透。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在因果关系的分析路径上是基本一致的。如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中原因与结果的推演模式均为“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被害人的错误认识-被害人自愿交付-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损失”。由于合同法和刑法的规范功能不同，在责任承担和因果关系的结果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被害人过错的责任不同；其次，原因对应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对应的结果是财物的损失，一般仅指合同的标的物。合同欺诈对应的是签订合同的行为，合同违约对应的是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体现对价给付的不公平，而不是无对价的给付。

　　合同诈骗罪的公诉审查路径

　　在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界分问题上，刑法指向的界碑是“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因素，并配套据以推定的客观事实。“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必要从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及目的产生时间等方面审视“非法占有目的”外延是否与内涵相互关联。

　　审查犯罪构成的完备性。古典刑法理论把故意分为三种： 犯罪目的（又称无条件故意）、直接故意（无条件故意第二级）和间接故意（有条件故意），根据认知方面（意识）和意愿方面（意志）的不同比例，分别解析三种故意的内部结构。意识越强，意志越弱，意识越弱，意志越强。如在犯罪目的中，在意识方面，只接受一种很小的发生结果的可能性就足够；在直接故意中，意识需要准确到可能性，意志没有犯罪目的那么直接追求，而是希望；在间接故意中，意识到的可能性增强，意志方面对结果是不追求的。依照我国刑法第224条的罪状表述，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属于故意的第一级，而列举的手段行为的主观因素可以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结合罪刑法定原则，合同诈骗罪主客观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犯罪目的、主观因素以及两者分别对应的客观事实。其中，犯罪目的以及主观因素对应的客观事实的有无，影响着罪与非罪的认定，在审查起诉时不能混淆或者遗漏，即犯罪目的和主观因素需分别论证，不能将主观因素对应的客观事实作为犯罪目的推定事实，也不能将犯罪目的的推定事实作为罪状中列举的客观事实。主观必须见之于客观，缺乏客观行为事实依据时，绝不能仅仅凭借行为人的供述来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理。

　　审查因果关系的必要性。法律规则在使因果关系成为责任的一个要素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合同诈骗罪作为普通诈骗罪的特殊罪名，不仅是目的犯，还是状态犯，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与被害人交付财物必须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满足“在确定责任时，必须证明一个人已经造成另一个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实施行为”的条件。即若没有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被害人就不会错误交付。同时，如果欺诈人仅是为了获取交易机会，则属于合同欺诈；如果是为了获取他人的财产，则属于合同诈骗。

　　审查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理，犯意产生于前，之后才有行为人在犯意支配下的具体犯罪行为，因此，犯罪目的可以发生在合同签订之时，也可以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但只能产生在财物交付前。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在财物交付前还是财物交付之后，对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交付财物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的，其实质是一种侵害债权的行为，即合同违约，而不是合同诈骗。

原载  检察日报   本文仅供交流学习 ,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