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应学会妥协――从律师实务角度看“巴东邓案”

 (2009-06-23 23:04:51)

    一度群情激愤的“巴东邓案”，随着一审宣判后小邓表示服判而尘埃落定。虽然网上仍有些余波未平，但是对于小邓来说，这个案子就这么结了。“认定有罪，免予处罚”这个最终的结果，确实让一直关注本案的热心人（包括本人在内）有些失望。但是，对小邓来说，只要不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罪与非罪，倒也可以忽略不计了。从宣判后小邓的“感恩”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小邓对有罪判决其实并不太在意。

    从律师实务的角度来看，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能够做到“免予刑事处罚”的份上，是很难得的。本案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在中国每年数以万计的刑事案件中，小邓绝不是唯一有冤屈的人，毫无疑问也不是最有冤屈的人。这样的判决结果，也算差强人意了。

    我从一开始就在关注这一起所谓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对于巴东警方的一些做法，我也深感悲哀。对于两位夏律师顶着重重压力，在万众瞩目下办理本案的不易，我感同身受，非常钦佩。法院最终认定“防卫过当”，我也持有不同意见。但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案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其他的案件里面也是普遍存在的，并非自邓案始。舆论的火炉将这一起案件烤得通红，赋予了它一定的象征意义，以至于它承载了太多的内容（对腐败官员的切齿痛恨，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对法制进步的殷切期望，等等）。无论是杨佳案，还是邓案，莫不如此。如果办案律师或者围观群众，希望通过这样一起个案来伸张正义，改变或者解决由来已久的一些问题，用心虽好，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更何况，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小邓，她是否愿意让自己的案子承载这么重大的使命，她是否愿意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从此失去普通人的安宁？毕竟，案件结束之后，她还有自己的生活。

    我办理过不少案件，也见过很多的不平。很多时候，我也明白，通过舆论的力量，通过社会的关注，来监督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可以扭转对我方不利的形势。但是通常我会事先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告知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怎样的结果。有些当事人，未必希望自己的事情搞得人尽皆知；有些当事人，并不希望汹涌的舆论将自己推到司法机关的对立面。舆论，是一柄双刃剑，民意，有时候会脱离当事人期望的运行轨迹，与当事人的想法背道而驰。

    而作为律师，第一要务，毫无疑问是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才是推动社会法制进步。当两者存在冲突的时候，我认为，律师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而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出于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期望通过个案来推动社会进步，从而陷当事人于尴尬境地；或者是一起原本可能减少当事人损害的案件，由于律师的一意孤行，导致当事人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虽然案件结果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但是律师也难辞其咎。这样的律师，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他却违背了自己的职责，不能算一个称职的律师。

    我曾经给一家旅行社的员工上法律课，上课过程中，一个导游向我提问：“我们带团在火车站广场的时候，经常会被一些工商局的人拦截，要查看我们的导游证。他们有这个权利吗？”我的回答是：“工商部门无权检查导游证件，查看导游证件是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导游说：“我们是不给他们看啊，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走，要把我们带到工商局去呢。”我说：“那就给他们检查吧，反正你的导游证又不是假的。”导游很大声音说：“那我们不是在纵容他们违法吗？！”我说：“是的，他们的行为超越了职权，是违法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一个旅游团队，你的职责是让这些游客开心地进行游玩。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较真的话，你的行为损害了游客的利益，违背了你的职业道德。工商机关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你可以在事后向他的上级反映，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你应当妥协，这是你的责任。”

    办理过刑事案件的律师往往体会更深一些。有些案件，从证据的角度，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是完全可以做无罪辩护的。但是，很多律师选择的是罪轻辩护。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时候，无罪辩护的观点不但不能被接受，反而会惹恼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从而导致轻罪重判的结果。对于当事人而言，无罪的结果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他们宁可选择较轻一些的刑罚。

    在中国，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类似于彩票中奖的几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通常只在下列情形下做无罪辩护：一，确实是无罪的案件，当事人坚决要求做无罪辩护，没有任何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免予处罚的情节，有罪判决后果极其严重；二，确实是无罪的案件，有罪判决对当事人而言，不比无罪判决更严重。在充分与当事人沟通的过程中，我会告知他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帮助当事人选择决定最符合其利益的辩护方式。

    同样，在法庭上与公诉人的交锋，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分寸。辩护人气势如虹，将公诉人杀得丢盔卸甲，张口结舌，固然痛快，固然能展示出律师高超的法律水平和庭审技巧，能赢得旁听席上观众的交口称赞，但是明眼人却会暗自摇头叹息。恼羞成怒的公诉人走下法庭，在与主审法官的交涉中未必不会挟私相报，极力阻止对当事人有利的判决结果出现。以公诉人“审判监督”的重要地位，法官在判决的时候难免会有所考虑。我认为，庭审之中，充分表明辩护意见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必咄咄逼人，要给公诉人留有一定的余地。逞个人的口舌之快，给案件的处理结果制造麻烦，不是明智的选择。

    我的做法不一定正确，但是这种选择是站在当事人立场做出的，符合当事人最大的利益。我不想让我的当事人成为个案的牺牲品，也许在个案中的奋力抗争会取得胜利，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利益，也推动了社会法制的进步，但是，失败的风险谁来承担？是当事人，不是律师。如果要实现崇高理想，律师可以选择个人提起公益诉讼，而不是将当事人绑架在自己的崇高理想之中。

    回到“巴东邓案”中，两位夏律师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无偿为小邓辩护，他们的精神令人感动。我绝不认为他们是求名，我更相信他们是怀抱着对弱女子的同情和对贪官的痛恨，对法制进步的向往。但是崇高的理想败给了残酷的现实，小邓的服判和感恩，给沸腾的舆论浇了一盆冷水。如果我们的律师在介入本案之初，能够按捺住心头的激愤，冷静理智地与司法机关周旋、沟通，而不是采取极端对立的方式，围观者的言论如果能够多一些理性，少一些偏激，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有一些耐心。急于求成往往事与愿违。回想杨佳案中，杨父委托的律师根本无法介入案件，官方指定的律师虽不合法，却也自始至终行使了辩护权。舆论的激愤，反倒是加速了杨佳的死亡。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现实面前，懂得妥协的律师，才是真正的对当事人负责任的律师。虽然他们声音很小，名气不大，但是我认为，这才是称职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