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落不明24小时立案”的困境

易胜华

今天下午，我老乡的女儿和同伴在北京某公园游玩时走散，同伴联系她时发现电话关机。本来这也不是什么事，但由于前两天刚发生的#温州女孩滴滴顺风车遇害# ，把家人和亲友吓得不行。失去联系两个多小时后，家人只好选择报警，警方的回复是：下落不明必须超过24小时才能立案。家里人束手无策，辗转找到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我立刻让老乡给我更详细的信息，包括手机号、孩子的照片、最后活动范围等，我打算在微博上发动周围的人帮忙查找。我正分析这些信息的时候，老乡来电说，孩子找到了。孩子可能是头一次来北京，公园太大了，她的方向感也差，自己不当回事，可把亲朋好友吓了个半死。

这件事引发了我的思考：下落不明24小时才出警的规定，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真的遭到了危险，24小时后显然错过了最佳营救时机，灾难性后果已经发生了。即使破案抓获真凶，对孩子及其家长也于事无补。

然而，如果孩子一丢失就报案，警方受理后的绝大部分结果，可能都是虚惊一场。而为此耗费的警力，显然是无法承受的。即使将所有警力都用在寻找孩子上面，都不够用来查找每天走散的千千万万个孩子。更何况警察还有其他大量的工作。

“下落不明24小时后立案”，并不是中国警方的独创，而是国际惯例。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的“鸡舍谋杀案”（后被改编成电影《换子疑云》），失踪孩子的母亲报警后得到的答复就是“必须在失踪24小时后，警方才能介入”，以至于错过了最佳营救时机，罪犯从容逃脱。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小孩不见了，家长心急如焚，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的煎熬，求助于警方寻找，这是最有效率的办法。然而警方却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帮助每一位焦虑的家长。面对家长的责怪，以及万一发生恶性事件后可能受到的抨击，警察也无所适从。

我的想法是：

首先，安全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家庭和学校应当在日常的教育中，对孩子灌输各种安全防范和紧急求助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哪些事情是带有极大风险的，与家人、伙伴走失后如何第一时间联系，如何向他人求助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这个都应纳入必修课程。

其次，24小时后立案的规则应当进行修改。

“24小时”的惯例，建立在上个世纪初交通和通讯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在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如果是正常走失，应该会在三四个小时内与家人取得联系，否则就不正常。如果超过10小时失去联系，风险就很大了。

对语言表达能力欠佳的幼童和具有一定识别和自救能力的10周岁以上少年，对黑夜和白天发生的走失事件，对人流密集场所和人烟稀少场所发生的走失事件，因其危险程度、紧急程度不同，警方介入的时间也应有所变通。一刀切的24小时，显然是不科学的。

最后，如何发挥出社会的力量、基层组织的作用，编织出一张治安联防的大网，不让警方承担过多的工作压力，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找警察，必然会导致警察无力应对，工作更加低效，甚至无法运转。

例如，在我老乡孩子走失的过程中，孩子的同伴向公园管理人员求助，通过公园的广播进行寻找，最终找到了走失的伙伴。而温州女孩遇害案中，如果滴滴公司在接到紧急求助电话后，第一时间根据车辆定位信号，通知附近的车辆关注查找，通过交通电台播放寻车启事，可能犯罪分子就不能得逞了。

看《换子疑云》这部电影时，我的心情特别沉重，剧中那位母亲痛不欲生的样子，令人心如刀割。温州女孩的命案，更是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不仅是警方和网约车公司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018年8月26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