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的大力推荐下，我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从网上知道它1月10日上映至今的国内总票房只有610万，但是没想到，偌大的8号放映厅只有我和媳妇两人。开映的时候来了一个女观众，看了一半就退场了，再也没回来。头一次看包场电影，感觉还是很奇特的。
这部电影的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不是寻常之辈，《廊桥遗梦》的主演，并且凭借《不可饶恕》、《百万美元宝贝》，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今年90高龄。这样的导演拍出来的作品，不可能是烂片。除了宣发力度不够，电影也没有商业片必备的几大要素：枪战、飙车、特效、情色，等等。它只是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美国式的冤案。
理查德·朱维尔是一名非常尽职的保安，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奥林匹克公园的庆祝晚会上，他发现了一个可疑包裹。他立即通知警察，紧急疏散现场观众，使伤亡降到了最低。因此，他成为了公众眼中的英雄。
然而，几天后发生逆转，他成为警方暗中调查的头号嫌疑人。警方认为，第一个发现炸弹的人很可能就是放炸弹的人，因为他想成为英雄。此前也有类似的案例。媒体记者从私人渠道得到这个消息后，将之公布出来，导致朱维尔陷入舆论漩涡，警方对他的调查也被迫公开。他为此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平静的生活被打乱。警方最终一无所获，还了他清白。
看完这部电影后，有几点感想：
一，美国警察不是神探，也会犯各种错误，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各种困扰。和中国的某些司法人员一样，他们会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错误（《换子疑云》），也会像这部电影里描述的一样，自作聪明地推断嫌疑人，冤枉清白无辜的人，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这是任何制度下都存在的问题，是人性中共同的丑恶现象。美国警察的素质也不咋的，也会自以为是，好大喜功，欺骗当事人。
二，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媒体介入报道的边界在哪里？电影中的女记者是非常敬业的。为了拿到内幕消息，不惜色诱侦办此案的警察，不惜藏在律师的车上。当朱维尔的律师来到报社，愤怒指责她的时候，她振振有词地辩称，她报道的只是事实。
记者当然有权利报道事实，但有些事实属于机密，会给相关当事人带来极大的损失，甚至影响到案件的进程和结果。中国的自媒体很发达，除了记者，当事人、律师、知情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发布消息。言论的边界始终模糊不清，对司法公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披露朱维尔是作案者的两名美国记者，因拒绝提供消息来源而被起诉。在中国，对案件侦办、审理造成严重影响的媒体人和透露消息的司法人员，却很少被追究法律责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并加以规范。
三，美国式冤案与中国式冤案的差别，在于对程序的监督和斗争。
重大活动中发生恶性爆炸案件，这种事情出现在中国，可想而知，领导高度重视，责令限期破案。凡是有作案嫌疑的人，一律关押起来进行突击审讯，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影片中，朱维尔的律师想见他，警方也是以各种理由推脱，直到律师发火，以通知媒体进行威胁，警察才同意了他的要求。这里体现了媒体积极的一面，能够有效地监督司法人员依法办案。
在中国，律师要见到这种案件的当事人，恐怕打电话威胁承办人是没用的，估计要到侦查快结束的时候才能会见到，可能还是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虽然这部电影中的律师发挥的作用并不太大，但他是当事人的精神支柱，并且监督着警方的侦办行为。有一个好的制度，还需要有人监督。
作为一名以刑事案件为主的律师，我必须要说：中国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并不落后于美帝，甚至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帝。但是，这些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却被大打折扣。一方面，是司法人员故意违反它，我在第一点已经提到了，这是世界各国司法人员的通病；另一方面，在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面前，中国的媒体不敢监督，中国的律师不敢“大嗓门”，这才导致某些违法的司法人员越来越猖狂，好的法律制度形同虚设。我们在抱怨中国的法治环境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责任？
冤案的发生，可能只是少数几个司法人员的问题。冤案的形成，却是所有诉讼参与人，包括律师和媒体人的问题。不要将责任推给所谓的制度，我们的制度足以防止冤案形成。缺乏勇气、没有骨气的我们，才是冤案的制造者。
2020年1月20日 九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