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一起涉及中共崇贤街道某村的贪腐案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将深入剖析被告人黄某在担任村总支部副书记、书记期间所涉及的受贿案，揭示权力背后的黑幕。并且从律师视角出发，强调职务类犯罪中退赃情形对案件进展的影响。

一、案件基本情况

黄某在担任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某村总支部副书记、书记期间，成为该村的权力核心。案件涉及的时间跨足2013年至2020年，这七年间，黄某滥用职权，涉嫌违法收受贿赂，成为本案的核心人物。案发期间，黄某共计收受贿赂54.56万元，贿赂款项来自多家公司高管。其中，黄某分别收受杭州某土石方有限公司、杭州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多个个体承包人的贿赂款项,在案中，杭州某土石方有限公司的股东熊某1、负责人熊某2，以及杭州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熊某3都成为了案中的关键人物。案发后，针对被告人黄某的不法所得，他的亲属代为退出赃款人民币54.56万元，目前这笔资金被暂存于法院账户。这一措施表明了对贪污行为的果断打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一部分不法所得。

二、律师辩护策略

在司法审判中，律师的辩护策略往往是案件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首先是参与诉讼的积极性，辩护人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展现了高度的诉讼积极性。不仅深入了解案情的方方面面，还主动与检察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这一积极的态度为后续的辩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因为及时的沟通和积极的参与是打破信息壁垒的最好办法，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及其家属最恐慌的莫过于认为我方是“罪”方，不敢问、不知道去哪儿问，但其实法律赋予了我们知情和参与的权利，这一点上本案辩护人就完美的替被告人解决了问题，从案件一开始就持续跟进，确保任何信息都不错过。

之后，在深入研究案情的基础上，辩护人邵燕芬以高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一系列合理而有力的辩护观点，为被告人黄某的案件增添了更为深刻的法律复杂性。首先，辩护人关注证据的充分性及合法性。她先是质疑调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是否具有充足的说服力，是否存在可能的误导性或疏漏。通过对案卷的深入分析，指出一些关键证据的来源或采集方式存在瑕疵，从而置疑这些证据对被告人的指控是否具有足够的法律效力。其次，辩护人可能聚焦于犯罪行为的可解释性，对被告人的行为提出合理而有力的解释，强调案发时的具体情境、人际关系以及其他相关背景信息。通过揭示被告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环境，辩护人有望为法庭提供更为完整、客观的案情呈现，为降低被告人的罪行程度创造有利条件。努力为被告人争取一个公正而合理的判决。

最后是降低罪行程度的努力：本案中，辩护人在一开始便提出退赃的重要性，建议亲属主动退赃，被告人黄某及其亲属主动进行了赃款的退还处理，不仅退赃金额较大，而且可以展现出对违法所得的一定悔过态度。这种主动行为为法庭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也为辩护人提供了一定的辩护立场，强调了被告人的悔罪表现。

以上种种举措凸显了律师在整个司法程序中的至关重要性。律师的职责不仅仅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更是在法庭上发挥专业性，通过合理的辩护策略为当事人争取更好的法律结果。辩护人的工作不仅是法律的辩护，更是对被告人权益的坚决捍卫。通过深入调查、合理质疑以及提出有力的辩护观点，她成功地为案件注入了更多的变数，为被告人争取到了从轻判决的机会。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律师在司法程序中的专业性，更凸显了他们对公正司法的贡献。

三、律师强调：职务犯罪中退赃的法律重要性

在本案中，被告人及其亲属主动退出赃款人民币54.56万元，这一行为在法律层面具有重要的关键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职务犯罪的性质及其刑事责任，同时也对退赃行为做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在案发后，被告人及其亲属的主动退赃行为，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中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退赔赃款”的规定。这一法条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主动退赃的情形，为被告人在量刑和法庭审理中提供了积极的法律支持。

这一行为关系到被告人的悔过表现、量刑结果以及社会效应。因此，主动退赃的法律重要性在于它在司法审理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体现了对职务犯罪的法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