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当事人梁先生，近年来出现逐渐加重的行走不稳、持物抖动、言语含糊等症状。经国内多家权威医院神经内科系统检查，最终被明确诊断为“遗传性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一种以小脑萎缩为病理核心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头颅MRI显示其小脑明显萎缩。随着病情进展，梁先生已无法独立行走，需依靠轮椅，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达到了“永久性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状态。其主治医生出具证明，表明该病目前无法治愈，呈进行性加重。
梁先生持有的一份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中列有“严重运动神经元病”、“严重帕金森病”等，但无“小脑萎缩”或“共济失调”的直接条目。他申请理赔后，保险公司认为：梁先生的疾病虽然后果严重，但既不属于“严重帕金森病”（因其无静止性震颤、肌强直等典型特征），也不属于“严重运动神经元病”（因其病变主要在小脑，而非脊髓前角或锥体束），更不符合“瘫痪”等条款的特定定义。因此，结论是“不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予以拒赔。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核心在于：对于一种合同清单未直接列明、但同样导致“永久性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且严重程度与已列明疾病相当的进行性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小脑萎缩/共济失调），能否通过合同解释，将其纳入重疾险的保障范围？
法理与实务分析
“重大疾病”的实质是“功能丧失”的状态： 重疾险保障的并非是某个特定的疾病名称，而是疾病所导致的“重大”后果——通常是永久性的、严重的功能丧失状态，导致工作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重大损害。无论是“严重帕金森病”还是“严重运动神经元病”，其赔付的关键都在于疾病已进展至造成“永久性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阶段（如无法独立生活）。梁先生因小脑萎缩导致严重共济失调，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其“功能丧失”的严重程度，与合同已列明的部分神经系统重疾的赔付状态是完全等同的。
对合同进行“类比解释”与“目的解释”： 当出现合同未明确列出的疾病时，可运用“类比解释”方法。即，将被保险人的疾病情况，与合同已列明的、性质最为接近的疾病保障条件进行类比。梁先生所患疾病，与“严重帕金森病”等同属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最终都导致严重的运动功能障碍和日常生活依赖。从保障目的上看，二者并无区别。此外，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有利解释原则，在“是否属于保障范围”存在争议时，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即认为其严重功能障碍状态应受保障。
“保费豁免”责任的独立性： 本案中，合同附有“重大疾病保费豁免”条款。该条款的触发条件往往是“被保险人达到重大疾病状态”。一旦主险重疾保险金的给付责任被确认，“保费豁免”的责任通常随之确认。为梁先生争取到保费豁免，意味着其后续数十年的保险费将被免除，而保险保障（如身故、全残等）将持续终身，这是一项极具价值的长期权益。
君审律所代理策略与结果
我们为梁先生制定了“立足功能事实，主张类比保障”的全面策略：
全面固定“功能永久丧失”的证据： 我们不仅收集诊断证明，更着重收集能证明梁先生失能状态的证据：神经内科医生的功能评估报告、残疾鉴定意见（如适用）、日常生活需他人全程照护的证言、轮椅依赖的照片或视频等。我们将法庭的注意力从“疾病叫什么”引向“疾病导致了什么”。
进行强有力的“类比论证”： 我们制作了详细的对比表格，将梁先生“严重小脑性共济失调”的临床表现（无法行走、言语障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与合同中“严重帕金森病”或“严重运动神经元病”在疾病晚期所导致的典型功能障碍状态进行逐项对比，论证其严重程度具有同一性。
明确提出“目的解释”请求： 我们恳请法庭，解释保险合同时应着眼于其保障“因重大疾病失能”的根本目的。梁先生的情况正是这一保障目的所要覆盖的典型风险。拒赔将导致其缴纳保费却在最需要时得不到保障，显失公平。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取得了全面胜利。法院认为，梁先生所患疾病虽未在合同条款中直接列明，但已造成其永久性、严重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致使其完全丧失独立生活能力，该后果的严重性符合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障本意。保险公司仅以疾病名称不符为由拒赔，未能充分考虑被保险人实际所处的失能状态，不予支持。判决保险公司向梁先生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5万元，并自保险事故确诊日起，豁免其后续各期应交保费（累计豁免保费现值约10万元），保险合同继续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