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收犯的吸收关系，法学界通常认为有三种情况：即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张明楷认为，吸收关系只有重行为吸收轻行为一种形式。所谓重行为吸收轻行为，是指罪质重、危害大、法定刑高的犯罪行为，吸收罪质轻、危害小、法定刑低的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以法定刑为标准即可明确犯罪行为的轻重。所谓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并不具有意义。因为某种行为的预备行为发展为实行行为后，会出现两种结局：要么预备行为对定罪没有独立意义，要么预备行为仍然是独立的犯罪。例如，行为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实施杀人的实行行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虽然触犯了另一罪名，但即使行为人没有实施杀人的实行行为，对该行为也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的预备行为，而不宜认定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杀人行为的一部分;由于该行为确实触犯了另一罪名，具有一行为触犯了数罪名的特点，成立想象竞合犯，而不是吸收犯。如果承认牵连犯的概念，也可以认为非法侵入住宅杀人的，属于手段行为触犯了其他罪名，因而成立牵连犯。再如，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先伪造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的，应实行数罪并罚。可见，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不存在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的现象。所谓主行为吸收从行为，也难以成立。目前关于主行为吸收从行为所举之例，是主犯吸收从犯或胁从犯。由于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是主犯还是从犯、胁从犯，需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认定，而这种作用大小必须综合考察，故不存在吸收问题。换言之，共犯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认定其属于主犯、从犯还是胁从犯的事实根据，不存在一部分行为吸收另一部分行为的问题。而且，在罪数理论中论述吸收犯，是为了区分——罪与数罪，所谓主犯吸收从犯、胁从犯，只是为了确定行为人属于哪一类共犯人，并不涉及罪数问题。故吸收关系中并不存在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的关系。可见，吸收犯的吸收关系只有一种形式：重行为吸收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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