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辨别能力、防范意识相对较弱，在生活中更容易成为被侵害对象。“不应给任何罪犯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对于存在漏洞的机械化的法律规定，应当适时进行修订。”方燕代表以“侵入式猥亵”举例说，刑法规定构成强奸罪的必须有“性器官接触”，如无确实证据，则只能被认定为猥亵。考虑到“侵入式猥亵”量刑可能偏轻，建议对“侵入式猥亵”加重处罚，比如可考虑适用“情节恶劣”，这样更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回顾自己办理过的多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情况，徐静超总结说，猥亵儿童类犯罪在证据认定方面往往存在“先天不足”，有时甚至会遭遇“零口供”，这类案件的关联物证通常很难取得，有些嫌疑人也心存侥幸，提出各种理由逃避审查。未来，司法机关要着力构建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审查体系，及时固定电子数据，全面收集客观证据，对这类犯罪依法严惩不贷。发源于网络上的罪恶，成为猥亵儿童的新趋势。面对立法当初未曾预料到的场景，如何评价这个行为？最高检表明了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鲜明态度。在最高检发布的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中指出，网络环境下，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虽未直接与被害儿童进行身体接触，但是通过QQ、微信等网络软件，以诱骗、强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不雅照片、视频，行为人通过画面看到被害儿童裸体、敏感部位的，是对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的严重侵害，与实际接触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从源头预防出发，今年5月底，最高检等9部门共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9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情形，有关单位和个人须立即报案。“下一步，要重点推进性侵强制报告制度，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和从业禁止限制。”杨琴代表评价说，日前重庆市率先推出了全国首个强制报告App，希望能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全面推开，真正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
“可以考虑联合教育等相关部门，将防性侵工作的开展情况列入专项考核，对发生性侵、隐瞒不报、隐瞒私了等情况作出严肃处理，年度考核评优一票否决。”徐静超补充说。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