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回顾：
甲游手好闲，沉迷网络游戏。一日，甲上网途中经过某大学宿舍区，看到楼下停放的电动车正在充电，甲看到该车电瓶很小（价值100元），便于携带。甲见财起意，便动手将电瓶拆下，欲提走。此时正好宿管看到这一幕，上前制止甲，甲为了逃跑，将宿管打成轻微伤。对甲的行为应该如何处理？
观点展示
第一种观点认为， 事后抢劫罪属于转化犯，即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行为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致使对该行为应当按另一重罪论处的情形，这种转化犯是从轻罪到重罪、从此罪向彼罪的转化，而不是由一般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的转化。所以，先前的盗窃等行为取得数额较大的财物时，才能转化为抢劫罪。因此，就本案而言，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事后抢劫。
第二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等行为，即可构成事后抢劫罪。所以本案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刑法269条规定的事后抢劫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的盗窃行为具有取得数额较大财物的危险性，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不管是既遂还是未遂，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属于事后抢劫。因本案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取得数额较大财物的危险性，虽抗拒抓捕，但不构成事后抢劫，对其进行治安处罚即可。
笔者观点：
首先，事后抢劫罪不属于转化犯。其一，刑法理论通常所谓的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原本打算或者已经着手实行此罪，但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由于相关情况的变化，行为人改为实施彼罪的情形。例如，李鬼打算假冒李逵的大名去张顺家盗窃（入户盗窃），恰逢张顺打渔归来，李鬼便拿刀与张顺厮杀，这属于典型的转化犯。但是，刑法第269条所规定的情形显然不是所谓转化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的，原本并不当然成立抢劫罪。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只是由于行为人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转化为抢劫罪。其二，刑法第269条之规定实际上是法律拟制。立法者出于法律经济性考虑、避免重复，遂将本质上相似的行为予以拟制。法律拟制的特点是，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行为与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存在根本区别，即刑法第269条将原本不属于抢劫的行为赋予与抢劫罪相同的法律效果。若没有刑法第269条之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之后为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的，后行为又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应该数罪并罚。法律拟制的情形，以刑法明文规定为限。但是通常所称的转化犯，并不依赖刑法的特别规定，就可以按后实施的重罪论处。例如将上述李鬼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就不依赖刑法269条之规定。其三，如果说事后抢劫罪是一种所谓转化犯，就意味着前行为是盗窃等行为，后行为本身成立普通抢劫罪。但是，如上所述，事后抢劫罪中的后行为，并不独立构成普通抢劫罪，有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所以，根据该观点得出行为人不构成事后抢劫罪的结论是合理的，但是该观点的论证路径是不妥当的。
其次，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等行为，即可构成事后抢劫罪的观点也不妥当。其一，刑法将事后抢劫罪置于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其当然属于财产犯罪。换言之，刑法第269条保护的是财产法益，如果前行为根本不构成财产犯罪，就算后行为是为了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也不能构成事后抢劫，否则就否定了事后抢劫属财产犯罪的性质。在评价行为人行为的时候，要坚持法益保护原则，亦即没有侵犯条文所要保护的法益，就不能将行为认定为本罪。其二，解释刑法条文是首先要进行文意解释。“犯……罪”的表述，当然要解释为犯罪行为，一般的违法行为应该排除在外。所以，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没有构成盗窃罪，就不能适用本条的规定。其三，解释刑法条文，还要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保证法秩序的统一。解释刑法第269条中“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时，不能无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的规定。该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这就意味着，就算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也可能不构成盗窃罪，因此也不能适用刑法269条之规定。而且，法律不理会琐细之事，也就是说，刑法要保持谦抑性。平野龙一先生曾指出刑法的谦抑性有三重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也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则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如果像上面那样认为刑法具有补充的性质，那么，发动刑法的情况自然是不完整的。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事实上，平野龙一先生所称的三重含义，完全可以用刑法的“补充性”概括，亦即能够采取其他手段充分抑制违法行为、充分保护法益时，就不能将其作为犯罪处理。具体到本案，行为人的前行为根本不构成盗窃罪，所以不能将其行为评价为事后抢劫。
最后，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本案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事后抢劫。其一，如前所述，“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指的是犯罪行为，而且包括犯罪未遂。本案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具有取得数额较大财物的危险性，不能评价为犯罪行为，所以对其行为不适用事后抢劫的规定。其二，或许有人会借《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之规定反驳笔者的观点，进而将本案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事后抢劫。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反驳并不充分，因为后面的暴力行为并不意味着前行为就符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规定。若前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又怎么能适用刑法第269条之规定？如前所述，事后抢劫属于财产犯罪，如果前行为不构成财产犯罪，无论后面的行为多么严重都不能成立财产犯罪。其三，本案行为人的主观上没有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其盗窃行为客观上也不具有取得数额较大财物的危险性，所以其行为只能评价为一般违法行为。其盗窃行为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之规定；其殴打被害人致被害人轻微伤的行为，适用同法第43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之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本案属于普通的盗窃，因而强调盗窃数额需较大。但是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等四种行为，不以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为前提，只要实施者四种行为，原则上就符合了“犯盗窃罪”的条件，进而可成立事后抢劫。
综合上述分析，本案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不构成事后抢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