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患艾滋病男子在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情况下，强奸一名有精神障碍的15岁女生的案子引起热议。该案一审中，广西都安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袁某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
近来，诸多恶性暴力犯罪案件的裁判引发多方热议，尤其集中于案件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判决中的“从轻”字眼。比如山东禹城方洋洋被虐致死案，一审判决鉴于被告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自愿预交赔偿金5万元，决定从轻处罚；广西10岁小女孩前往百香果收购点售卖百香果时被同村青年杨光毅奸杀案，在一审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二审法院认为该男子存在自首情节，改判从轻为死刑缓期执行。 一般来说，对于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案件，即使有从轻情节，最终也可以酌情不予从轻。但是，这不意味着要抹掉被告人的从轻情节，比如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自首了，在审判的时候，他的自首情节依然要依法从轻，但是由于实在过于恶劣，总体上法官可以决定最终量刑不予从轻。 比如，此前备受关注的北京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遇害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凶犯孙文斌故意杀人罪死刑，在审理中，一审法院鉴于孙文斌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认为其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因而对其判处了死刑。“百香果女孩”的母亲申诉后，202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杨光毅强奸案公开宣判，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21年2月2日死刑执行。
所谓从轻处罚，是指在犯罪分子触犯的罪名所应当判处的法定刑的幅度内，最终适用相对较轻的或者较短的刑期。从轻处罚的情节是刑法明确规定的，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犯罪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犯罪后有自首、立功情节的等等。也就是说，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少年犯”“没得逞”“帮凶”“坦白从宽”的犯罪分子，刑法在定罪量刑时会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种“轻判”看似放纵了犯罪，实则与刑法的作用和功能是分不开的。
刑法的功能不仅是惩罚犯罪，还有保护人权。在不少民众的观念之中，被害人由于遭受了犯罪行为的侵犯，是最悲惨的，也是最需要同情和保护的。甚至在案件还没有进入法庭，被告人早已经在民众的心中成了一个“恶魔”。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实际上是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因为每一个人，即使是最诚实的、最受尊重的人，也可能会面临着国家的刑事指控而成为被告人，甚至可能成为司法部门的受害者。
只有在定罪量刑时不仅考虑犯罪分子的罪行，也如实地考虑他们在犯罪中及时停止、真诚悔罪，或者本身因年龄较小而对自身行为的认识不够成熟的因素，真正地做到不枉不纵，才能实现法律的公正，让每一个人都信任并遵守法律。刑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对人行为的最低评价。
这条底线过高，那么社会将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条底线过低，那么犯罪猖獗、人民利益得不到应有保护。正确地看待和运用刑法宽严相济的裁判标准，充分发挥刑罚的“严苛”与“怀柔”，才能真正地让人们对法律保持信任与敬畏，树立法律的公正与威严。
所谓从轻处罚，是指在犯罪分子触犯的罪名所应当判处的法定刑的幅度内，最终适用相对较轻的或者较短的刑期。从轻处罚的情节是刑法明确规定的，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犯罪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犯罪后有自首、立功情节的等等。也就是说，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少年犯”“没得逞”“帮凶”“坦白从宽”的犯罪分子，刑法在定罪量刑时会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种“轻判”看似放纵了犯罪，实则与刑法的作用和功能是分不开的。 刑法的功能不仅是惩罚犯罪，还有保护人权。在不少民众的观念之中，被害人由于遭受了犯罪行为的侵犯，是最悲惨的，也是最需要同情和保护的。甚至在案件还没有进入法庭，被告人早已经在民众的心中成了一个“恶魔”。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实际上是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因为每一个人，即使是最诚实的、最受尊重的人，也可能会面临着国家的刑事指控而成为被告人，甚至可能成为司法部门的受害者。 只有在定罪量刑时不仅考虑犯罪分子的罪行，也如实地考虑他们在犯罪中及时停止、真诚悔罪，或者本身因年龄较小而对自身行为的认识不够成熟的因素，真正地做到不枉不纵，才能实现法律的公正，让每一个人都信任并遵守法律。刑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对人行为的最低评价。 这条底线过高，那么社会将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条底线过低，那么犯罪猖獗、人民利益得不到应有保护。正确地看待和运用刑法宽严相济的裁判标准，充分发挥刑罚的“严苛”与“怀柔”，才能真正地让人们对法律保持信任与敬畏，树立法律的公正与威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