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庆海，北京市时代九和（深圳）律师事务所

劳动法视角下传统式师徒关系之纠结

——从郭德纲、曹云金师徒冲突事件谈起

引言

近日，郭德纲与曹云金之间的师徒恩怨成为热点新闻。略略翻一下网络新闻，发现两人之间的冲突也无非是师徒关系常见的那种传统叙事——老师傅压榨初出茅庐的小徒弟，小徒弟翅膀硬了回头再殴老师傅。谁是谁非，很难说清，笔者对此不予置评。笔者作为律师，试从劳动法角度谈一谈传统师徒关系之纠结。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可能是传统社会代代相传、且不断被证实的真理。在传统社会，男主外，负责挣面包，女主内，负责生养娃。男人步入中年的遗憾，往往都和当年的入行错误有关，入行直接决定着其今后的社会地位。女方的择偶错误，对其命运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性的，如果遇人不淑，社会基本不许你重新洗牌。

现代社会男女平等，职场开放，但道理大体类似，入行和择偶依然是最重要的人生抉择。笔者的观察是，即使在现代社会，选对行当或配偶也是非常关键的。你可以一拍脑袋，说换咱就换，但毕竟巨大的沉没成本放在那里。

本文不谈婚姻，只谈职场。

入行很关键，师傅领进门

男（女）怕入错行，是因为选对行当太重要了。

首先，行当意味着某种存在壁垒的封闭性资源。不进入某一个行当，就无法接触到那个行当的资源。即使掌握了那个行当所需的常规技能和知识，往往也无济于事。英雄也要有用武之地。用现在的话说，牛人也需要平台或曰圈子。君不见，在那些资源丰富的大机构里，抱大腿、傍大树，就是最重要的生存技能。进入一个行当很重要，进入之后获得那个行当的优质资源就更重要了。这种资源有时很隐蔽。比如，即使在学术领域，尤其是社科领域，年轻人考博士能否被顺利录取、毕业后能否完美就业，也需要导师提供某种资源。如果单纯地认为，博士们都是关起门来靠悬梁刺股的努力读书考上去的，内行人就笑了。徒弟进入师傅的团队，就有机会接触该团队能带来的相对封闭的资源。

其次，行当意味着封闭的工作经验。在需要标准化技能的行业，不大可能形成传统的行当，因为所需要的全部技能都是可以通过公开途径获得的。有些行业基于其自身特点，其所需技能具有封闭性，必须在实际的操作中习得。比如，笔者所在的律师行业，从表面上看，其所需的技能都是公开的，无非是通过司法考试，无非是读它几十本史尚宽、王泽鉴的书，无非是好好学英语，但这些技能在律师界是阿猫阿狗都能通过努力学会的东西，没什么了不起。业界固然看重教育背景，但更看重项目经验。好的项目不在你手上，你就无法获得用人单位、猎头们所看重的那种经验性知识。这些经验性知识即使是在信息充分流通的现代社会，也是死命读书给不了你的。传统曲艺行业也是一个例子，因为相声小品这些东西，不是一种标准化的现代科学知识，不上台去演练，就很难获得这种技能。徒弟进入师傅的团队，就有机会获得一种相对封闭的经验性知识。

另外，除了能够提供封闭性资源和经验性知识外，好的行当还能提供很多其他的好处，很难一一列举。比如，行当内优秀小伙伴的之间的你追我赶（英文有个词叫peer pressure），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机制。又比如，好的行当，本身就是一种品牌标签，贴上这个标签，能够有效消除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帮助行内人士快速获得市场认可，促成某种交易。好的行当，劳动报酬也高，这个不消细说。既然行当如此重要，领你入门的师傅就很关键了。

徒弟很关键，能成就师傅

男（女）怕入错行，更是因为入行意味着时间付出，再换行的沉没成本很高。

徒弟在师傅面前不是单方向的索取关系，徒弟是师傅团队的成员，好的徒弟联合起来，才能成就师傅的辉煌事业。团队作业的重要性，在当今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师傅个人的能力再强，没有好的团队，没有优秀的徒弟持续出力，也做不成大事。而徒弟作为团队成员，一旦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师傅也能收获名与利。徒弟持续的时间和精力上的付出，作为一种相对廉价的劳动，反过来为师傅提供了资源。师傅和徒弟本来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双赢关系。

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提供资源，一般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让团队正常运转，师傅往往不得不把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交给徒弟，从而给了徒弟成长的机会。但是，实践中，不少师傅总是优先把脏活、累活、恶心活给到徒弟，以画饼充饥的手法为诱饵，促使徒弟拼命卖力而已。人性本身是自私的，这一点无可厚非。当然，师傅也不能做得太过，做得太过，徒弟也就跑了，团队直接散架。但无论如何，师傅看重的只是徒弟提供的劳动，而不是其他。

优秀的徒弟难得。伯乐不常有，千里马也不常见。千里马的青春也有限，跑不了几年，马蹄就折旧了。为了获得徒弟的劳动，作为工作激励，师傅就应当以传授技艺、提供潜在资源为代价，实际给到或许诺给徒弟适当的利益。如果仅仅传授技艺、提供潜在资源还不足以实现有效的工作激励，则师傅还要另付一部分劳动报酬，比如给徒弟发发补贴、过节费、管管饭、把女儿许配给徒弟，等等。

当然，也有师傅认为自己传授的技艺或提供的潜在资源已经足够多、足够大，不需要再向徒弟支付任何其他劳动报酬；更有甚者，师傅不但不支付劳动报酬，还要让徒弟额外支付学费、分担团队建设费用，等等。比如，根据曹云金的说法，其早期跟着郭德纲学艺，就需要向郭德纲交学费、交生活费、交房租。[1] 郭德纲的做法，显然还是传统社会帮会规矩那一套。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师徒关系缺乏正式的国家法律调整，因此，为了保证这种隐性契约关系的维持，师傅的权威就变得很重要。徒弟不争气或不忠诚，惹怒了师傅，则一顿血淋淋的板子是少不了的。电影《霸王别姬》里，程蝶衣和段小楼即使在成了“角儿”之后，屁股也免不了挨师傅的板子。电视剧《走西口》里，牛师傅狠揍梁满囤的故事，也是如此。师傅通过对徒弟进行体罚，建立权威，确保师徒隐性契约关系的正常履行。在传统师徒关系中，循循善诱的师傅是不常见的，因为那无助于师傅权威的建立。“师傅”，还是“师父”，有时也是混着写的，其权威可见一斑。

这在传统师徒关系中，是由师徒双方根据自身能力，基于不同的谈判能力决定的，在传统社会，只要双方自愿，不违反帮会规矩，就无可厚非。

但在现代社会的劳动法框架下，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师傅是资方，徒弟是劳方

无论在传统还是现代社会，师傅和徒弟是互惠互利、互相成就的关系。师傅和徒弟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优秀的团队，就能在本行业内部立于不败之地。

进入现代社会，这种师徒互利关系，虽然也靠江湖义气、人品、诚信等软规矩来维系，但在正式层面主要靠劳动法来调整。是的，不管师徒关系多复杂，按照劳动法，师傅不过是发放工资、安排工作的用人单位（的投资者），徒弟不过是领取工资、付出劳动的劳动者。曹云金作为郭德纲团队的一员，就应当是德云社聘用的一名普通劳动者。不知道郭德纲的公司有没有和曹云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有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有没有为其按照不低于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有没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有没有缴存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必须的，做不到这些，就属于反劳动法。

当然，师徒之间进行股权合作，不建立劳动关系，也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律框架，对此笔者不再展开。

简单地说，对于前述师傅能给徒弟提供的潜在的平台资源和知识资源，劳动法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不将其作为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支付的对价。在劳动法视角下，（笔者暂时忽略用人单位出资为劳动者提供专业技术培训等例外情形），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的主要资源，主要就是工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与其可能获得的巨大潜在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其实，在现代社会，很多行业事实上也存在着与传统社会并无二致的师徒关系。而现代劳动法本身是建立在“从身份到契约”的基础上的，对于师徒关系，仅关注劳动力的买与卖这一要素及其他直接相关事宜，而基本不关注其他。比如，在笔者所在的律师行业，就有业内大佬慨叹：这些实习律师，第一年就不该发工资，给他实习机会就不错了，多少人排着队挤破头要来本人团队打杂呢。确实，对于刚毕业的学生而言，如果能有幸进入在国内知名的业界大佬的团队去工作，确实上手优质项目的话，刚开始时不拿工资、不签劳动合同，也是划算的。毕竟今后的项目经验还是能够换来真金白银的，接触到大项目后今后的职业生涯也可能一日千里。但是，真要这么做，那就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在当代社会，这种无视法律的落后陈旧的思维要不得。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劳动法可以说是“简单、粗暴”。在劳动法的视角下，师傅和徒弟之间，（经由师傅设立的用人单位）就是一种关于劳动力的买和卖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履行及终止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不是当事人想怎样就怎样。徒弟应当服从师傅的工作安排，师傅应该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如此而已，并无其他。劳动者可以期待的上述其他好处（可能远远大于劳动报酬），就只能看缘分，法律不管。唯有权利义务关系清晰，法律才能有效地定纷止争。这自然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那种旧有的师徒人身依附关系，至少在正式的法律层面，早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传统社会，江湖规矩不是万能的；在现代社会，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劳动法对于职场只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强制性的。只要不突破法律的强制性框架，职场上的师徒恩怨、人身依附、奉献与感恩、付出与愤懑，都可以大面积的存在。就像在传统社会师徒关系一贯很纠结一样，在现代法治社会师徒关系还要继续纠结。

在当代社会，如果初入职场的你，遇到了能给你提供巨大潜在资源的伯乐，则是你的幸运，自当珍惜。与今后的锦绣前程相比，眼下的工资又算个什么；如果老板抠门、小气、跋扈、阴狠，但能够及时发放工资，不违反劳动法，你也只能认命或跳槽。按照劳动法，除了工资，师傅（老板、用人单位）实在没有义务给你更多。想多了，那是你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