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雨：唯有风俗知“义”，方能“勇”于作为
关键词：见义勇为，法制建设，国民精神，文化问题。
摘要：法律权衡利益的轻重，分配利益的归属，但却无法阻止它的民众面对利害行若犬彘，“见利而趋，见便而夺”。因为法律很难改变，很多时候恰是见义不为与逃之夭夭，更符合个体的“利益”。
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们时常为见义勇为中的社会悲剧而震撼、而哀伤；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的法学辞典上很少能看到见义勇为的只言片语；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似乎淡忘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
蓦然回首，在我们的国歌声中，当“面对敌人的炮火”，能够“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正是“义”与“勇”。
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仁”；又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道也”。
人而不仁，近于禽兽，岂能有义？见利忘义，甘为小人，岂能有勇？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中愈来愈失去了担当之勇，一个社会的风俗中愈来愈失去了良心血性，路在哪里，又能够走多远呢？
在歌词中那个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年代，如果不是中国的社会能够见到民族大义，中国的民众能够勇于为国牺牲，那么，我们将只有子女玉帛、为人臣虏，何来血肉长城、大国崛起？雄壮的国歌，不仅仅是为了祭奠逝去的历史，而是在太平的年代呼唤我们的良知，提振我们的元气。义与勇，必是我们立国的精神。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桃李可喜，然而易于凋落。
面对见义勇为和见义勇为者的悲剧，法律更多的是无奈。法律的使命，更多的是以国家的名义，为天下之人分“权”从而分“利”，告诉人们在社会交往的圈子里，自己和他人分别能够享受什么。但问题在于，人们不可能翻着法典生活，看着法条成长。法律能够告诉人们享受“利”，让人们行使“权”，但不能做到崇尚一个社会的“义”，鼓舞一个社会的“勇”。社会需要法制，但法制不是一切。“富之，而后教之”，我们有多少“文化”，取决于我们有多少精心的培植。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移植的这套现代法制，在调整现代经济关系、促进当代经济发展方面至关重要、功不可没。但在滚滚的经济大潮中难免泥沙俱下，独独法制，不能让人心保持澄净。
“一叶落而知天下之秋”。枯败的落叶，不需要很多。
发生在河南的这起案件，不能让法律为二三毒妇的罪恶担当罪责。“见义勇为”的精神，渊源于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但在现代法制的逻辑结构中先天不足。从立法的名称来看，此处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助，本来便限于“社会治安”领域。面对灾难时的救焚拯溺，和面对不法侵害时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立法的视野中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所以为法律，必然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体系与模式。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说文解字》便解释道：“法，型也”。惟其如此，先贤《慎子》云：“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无论是两千年前中国传统的法制精神，还是二千年后当代的法理学说，法制社会必然要求我们这些普通社会成员敬畏法律，执法者不惜以死坚守法律。“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法律需要与我们的文化一起成长，它可能不是尽善尽美，它的思路可能还没有为现实社会铺就一条坦荡的出路，但法律的执守，不能因为各种各样的质疑被轻易突破。法律往往是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如果法律在观念层面上被突破，维系这个庞大社会的力量，还剩下什么呢？
在基本的立法层面中，关于因人身受伤害而发生的经济赔偿问题，近年我国出台了《侵权行为法》。在这部主要以通过弥补经济损失、恢复社会公平为己任的立法中，法律只是从被救助者“受益”的物质角度，规定了遭受他人“侵害”的受益人对其救助者“适当”的补偿责任。毕竟，逻辑的起点决定了逻辑的终点，立法的目的决定了立法的方向。在现代法学的体系中，所谓“侵权法”属于“债法”的范畴，根本的出发点是解决社会生活中因“损害”发生的“欠债还钱”问题。从物质来到物质去，在法理的思考中，很少会贯穿“见义勇为”这样的人文命题。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对见义勇为的补助、抚恤，基本上是通过单行的地方法规予以解决。这些地方立法的背后，也许恰恰是社会上已经发生过的悲剧。法律不能让悲剧不发生，只能被动的减少悲剧对个人利益、对社会公平造成的伤害，但不能让旁观者见义勇为，让被救者天良不泯。也许某一天我们将看到这样的奇观：旁观者不愿救助奄奄一息的救人者，却死死的盯着被救者——你是不是又想跑？人性的面目，并非一味的花好月圆，固然有“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的一面。法律权衡利益的轻重，分配利益的归属，但无法阻止它的民众面对利害行若犬彘，“见利而趋，见便而夺”。因为法律很难改变，很多时候恰是见义不为与逃之夭夭，更符合个体的“利益”。
在西方历史的矛盾运动中，产生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样的信条。数百年间，虽历经了天翻地覆的近代革命，宗教的信仰和法律的调整，仍然可以从精神和物质层面维系社会。在他们的社会与文化体系中，法律的精神与宗教的观念原本息息相通。而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文明古国，近代以来经历着从传统社会的彻底崩溃到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型。面向遥远的未来，如何“措国于不倾之地，下令于流水之源”，实现中华文明的继往开来，乃是民族复兴中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钱穆先生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在这个过程中，百年来的中国走过了无数的弯路，付出了无数的代价，迄今文化的问题再度被引入国策。在当代法治的建设中，除了对域外成功法制经验的“拿来主义”，法律也应当自觉立足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培植，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而不应像今天这样，在某些社会问题面前被动地缝缝补补、不断地受人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