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人生-执业随笔

      今天上午去残联做公益咨询，临近下班时来了一个残疾人，认识，之前接待过，老人所遭遇的事情很麻烦：

1 老人93年出的工伤，直接是重度残疾，但当时是没有工伤制度的，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最早是在94年建立的。

2 又因为老人当时去的是一个新设立的中日合资的工厂，没有办法接收档案以及缴纳保险。因而老人之前的单位将老人的高级职称注销，直接影响了老人后续一系列待遇问题。

3 老人当时出的是交通事故，好的一方面是当时找到了直接责任人，我没有见到当时的判决，但据老人介绍，当时裁决的是四方主体人员承担责任，两家单位两个个人。但是坏的方面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26年，老人依旧需要每天治疗。

      完全可以想象的到，这26年的治疗费用，可以预见的一辈子持续治疗以及不可预见的无底洞一样的费用，就是一把沉重的枷锁，不仅拖垮了老人，也拖垮了当时很多的当事人。老人说，因为医药费的问题诉讼了很多次，而15年判决的治疗费用，18年才执行回来。我能感觉到老人的无奈与挣扎。我也能理解，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都是陌生人。

     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聊了很多，主要是老人讲。我在倾听。其实从律师的角度，老人的事情我很难去处理。一方面是自己主要的专业方向是公司法与合同法，并没有去很深入研究过工伤保险制度。说实话我也不熟悉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前后的政策衔接问题。而从常理判断，老人的事情持续了近30年，中间肯定跑过很多部门，也询问过其他律师。但事情依旧发展到了这一步。很多事情可想而知。

      据老人自己介绍，老人没有子女，也没有老伴。当时在原单位是高级工程师，然后一个朋友邀请了很久，出任了一家中日合资企业的总经理。事情就发生在任职三个月后。去出差，然后出了车祸。老人说，这二十多年，在医院治疗完毕后，就去各个相关部门，或者去法院诉讼。其实每天治疗后没有多少时间，但事情又不能不亲自去做。

      在电脑前写下这段话时，我脑海中闪过的是老人的双眼。很难用文字去描述。回忆当时的场景，虽然我一直在安慰老人说我能理解，但实话说，我很难感同身受那份痛苦。并不是没有同理心，而是我知道，这将近30年岁月的煎熬，其实真的是无法想象的。

      第一次见面我们说了很多，说到老人在残联的接待室无声痛哭。老人说，真的是太难了！

      我记得我当时沉默了很长时间，其实现在想来，当时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能说点什么。耶鲁法学院院长归多·卡拉布雷西有一本《悲剧选择》，其中有一段话，一直令我印象深刻

     “我们都想活下来，但做不到；我们希望人人平等，但却不是；我们盼望苦难结束，但它不会”        我一直认为，这是法律人必将面临的。但是每当这种情境真实降临在身边，每当自己的案件面临各种困难以及障碍时，我依然会彷徨。虽然很多事情过去了之后，我总是把这种经历加工成一个个曲折的故事作为茶余饭后的娱乐，但我真心希望，自己的每个案件都少点曲折与阴暗。

      后来，我说，你要相信法律！

      这个世界总是会有很多善意的，很少有人去特意为难别人。领导也是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尽量去帮助老百姓，那我们应该做的是，找到可以让大家释放善意的理由。我们研究法律，研究政策的目的，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找到能支撑我们要做的事情的依据，然后让别人或者说服别人同意我们对于其的解读。因而不要说法律不公正，而是我们做得不够多。

      今天，第二次见到老人，老人因为这句请相信法律，感谢了半个小时。然后又说了说最近的进展。

      我有时常常对身边人感慨，与当事人聊法律事务，往往要做很多心理建设。其实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或者不情愿去做这些事情，北京一个专门做婚姻家事的律所，就专门聘请了心理咨询师作为律师探案时的辅助人员。但我想，如果真能就此改变一个人，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那么这些努力就是值得的。这也是我坚持去做公益的初衷。

      我们做的律师的，往往都经历了太多的阴暗面，虽然律师仅仅就是一份职业。但以国内目前的社会环境，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又怎么会闹到法院？又怎么会付给律师费用？苦笑。

      但我们这些将法律作为吃饭家伙的人，又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职业。我们总开完笑说，律师应该是贵族。苦中作乐哈。但社会保有道德自信，就得将悲剧的分配伪装起来，而我们，就是那些面对惊涛骇浪，希望能坚持到最后，才领取诺亚方舟船票的人，而在此之前，总是希望能付出更多更多更多的努力，去寻求我们的价值。

      以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