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遗嘱变更和撤销的实现
遗嘱系单方法律行为。遗嘱设立后，遗嘱人可凭单方意思表示变更或撤销遗嘱，但应根据遗嘱的不同种类作出相应形式的变更或撤销。比如，对于自书遗嘱的变更或撤销，遗嘱人可在后一份遗嘱（包括公证遗嘱和非公证遗嘱）中作出不同的意思表示或作出明确撤销前一份遗嘱的意思表示。但法律对于公证遗嘱的变更和撤销则比较严格，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变更和撤销，最适宜的是也采取遗嘱公证的形式，由遗嘱人立新遗嘱，表明原先所立遗嘱变更或无效。
需要注意的是，单方法律行为具有很强的对世性，单方行为生效后对行为人具有较强的拘束力，发生遗嘱变更时，数份遗嘱均为有效，只不过应按法律确定的规则选择效力最高的遗嘱；而发生遗嘱撤销时，被撤销的遗嘱自撤销的意思表示生效之日起即失去法律效力，对遗嘱人不再具有法律拘束力。
2．公证遗嘱设立及撤销后自书遗嘱的效力
本案中，自书遗嘱在前，公证遗嘱在后，公证遗嘱的内容只是与自书遗嘱的内容相抵触，换言之，公证遗嘱并未明确表明撤销自书遗嘱。公证遗嘱设立后，自书遗嘱的效力始终是存在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四十二条“存在不同形式的内容相互抵触的数份遗嘱，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一份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的规定，此时自书遗嘱的效力低于公证遗嘱，如该公证遗嘱未被撤销的话，应按其分配遗产。相反，那种认为“内容相互抵触的公证遗嘱撤销了自书遗嘱，自书遗嘱的效力自公证遗嘱生效时即行终止”的观点，是对单方法律行为变更与撤销效力的误读。李某仅是用公证遗嘱变更了之前的自书遗嘱，在没有明确的撤销意思表示情况下，不能推定自书遗嘱自动为公证遗嘱所撤销。
李某撤销公证遗嘱后，公证遗嘱的效力自始归于无效。根据《意见》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自书遗嘱顺理成章成为其存留的唯一遗嘱，也即“最后所立的遗嘱”，自书遗嘱的效力也随着公证遗嘱的撤销而自然“恢复”。但这种“恢复”并不是从无效到有效的转变，而是从低效力向高效力的转变。
3．李某撤销公证遗嘱之真意探求
李某在公证遗嘱中作出了与之前自书遗嘱相抵触的意思表示，表明其对自书遗嘱中遗产安排的一种变更。后来，李某主动撤销公证遗嘱，证明其对上述变更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并不必然是对自书遗嘱内容的一种再确认，必须综合李某的行为进行考量，探求其内心真实意思。李某撤销公证遗嘱后，未再设立任何新遗嘱，也未对之前自书遗嘱的内容作出任何改动，笔者认为，这从反面印证了李某想将遗产安排“恢复”到自书遗嘱中的状态，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从李某设立遗嘱以充分表达自身意志的能力来看，如果李某有第三种遗产分配方案，其设立新遗嘱的可能性大于其不设立新遗嘱的可能性。李某现在未设立新遗嘱变更自书遗嘱，依反对解释，李某应该没有第三种遗产分配方案，从而间接证明李某对自书遗嘱内容的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