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中“高利转贷”行为及相关犯罪的理解与认定（上）

（一）规范沿革

1.《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时期

2015年《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最早规定了“民间借贷合同因高利转贷而无效”，其第十四条第一项谓“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由此可见，根据《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要认定借款合同无效，需要具备三个要件：第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第二，存在高利转贷行为；第三，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

然而，实践中对于上述三个要件的认定却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司法实践中，对“信贷资金”是否等同于“信用贷款”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信贷资金”等于“信用贷款”，不包括抵押、质押贷款。主要理由是，出借人通过房屋抵押贷款后再行转贷的，主要的贷款风险仍在出借方，不宜简单归入扰乱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致无效的范围。另一种观点认为“信贷资金”包括抵押、质押贷款，强调民间借贷必须是出借人的自有资金。主要理由是，当事人签订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向银行抵押或质押贷款套取银行信贷资金，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应为无效。其次，认定高利转贷行为时，如何证明民间借贷的资金就是金融机构提供的借款，原来司法实践中举证标准不统一。较为严苛者，通常需要考虑金融机构借款与民间借贷金额、两次借款时间的相近性，并综合第三个要件（即借款人明知或应知）进行判断，由主张借款合同无效的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此时，如出借人举出反证，证明提供民间借贷的资金系其他来源，不涉及金融机构贷款的，法院可能据此认为借款人的证据不充分。最后，“借款人明知或应知”这一要件在实践中较难证明，通常只要当事人没有当庭承认是事后才知道的，都可以主张事先知道，举证责任也是由主张同无效的借款人承担。

2. 《九民会议纪要》出台后

基于司法实践的不统一，2019年11月8日出台的《九民会议纪要》第五十二条对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转贷行为进行了规定：

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二是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三是对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件，不宜把握过苛。实践中，只要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事实的，一般可以认为满足了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要件。

从该条的内容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意在降低导致民间借贷无效的高利转贷行为的认定标准，已经明确贷款不局限于信用贷款，且可以视为忽视第三个要件，即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高利转贷的事实，但对转贷牟利的要件没有放松。

3. 《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时期

2020年第二次修改后的《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于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了导致民间借贷无效的高利转贷行为：“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这样的表述事实上是在《九民会议纪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且降低了高利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标准。第一，不再要求放款人套取的是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抵押/质押贷款应当同样适用；第二，不再要求存在转贷给借款人赚取利差的行为，可理解为即使不存在牟利行为应当同样适用；第三，不再要求借款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高利转贷的事实。

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万华在《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有关问题》一文中，就高利转贷行为的认定及后果有如下表述，可资参考：

只要符合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并转贷的情形，就应当认定该借贷合同无效，无论借款人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转贷款尚未交付，因合同无效，不再交付。如果已经交付，应当退回；如果借款人已经实际使用，退回有困难，且借款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该借款是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应当事实求是地根据借款人的情况协商确定退还借款的时间和期限，不宜搞一刀切。

（二）实务操作

1. 举证责任的分配

由《九民会议纪要》第五十二条可知，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借款人若主张出借人系高利转贷，应当就出借人在与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时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法院对借款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出借人高利转贷的事实不能成立。

如徐某、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2020)赣民终780号】中，江西省高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存在高利转贷的问题。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徐某主张本案存在高利转贷行为，应提交章某在签订《借据》《协议书》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证据，由于徐某未对此举证，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2. 转贷目的的廓清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其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认为：“转贷行为不一定是为了牟利。通常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从金融机构套取贷款进行转贷，都是以牟利为目的，但是实践中确实可能存在少数企业或个人将从银行获取的贷款转贷给他人并不获利的情况。此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企业或个人具备从金融机构贷款的条件，而需要资金的企业或个人不具备，前者基于一定的利益考虑，向金融机构贷款并将该贷款再转借贷给后者。对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虽然转贷行为不存在牟利，但是它违背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应为自有资金的规范要求，且为了其他企业和个人使用资金需求而套取金融机构贷款，本身也是规避监管、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故对此类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

3. 出借资金来源的认定

根据《九民会议纪要》及《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可知，若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从类案来看，出借人若提供足够证明银行贷款实际用途的证据，便能够推翻上述推定，从而使得出借人高利转贷的事实不能成立。例如，出借人与银行之间存在资金封闭管理协议，出借人可通过提供支用资金的申请材料、银行审批材料等证据，证明出借资金并非来自银行贷款。又如，出借人从银行贷款是为了购买原材料，则只要其能够提供提款申请书、银行流水、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据，便足以抗辩借款人关于高利转贷的主张。

在金某全与新疆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2021)新民终40号】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院认为，“本院二审期间，……金某全提交了一组证据：提款申请书和银行流水、水泥买卖合同和付款凭证，证明金某全从银行贷款2000万元用于购买水泥，并非用于向德润公司提供借款。……关于案涉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金某全提交的证据证明其贷款2000万元用于购买水泥，并非用于向德润公司出借款项，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予以采信。”

4. 新、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衔接

《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前，人民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适用《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结合上述《九民会议纪要》第五十二条意见可知，《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构成高利转贷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出借人套取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金融机构的贷款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信用贷款有别于担保贷款，系指依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无需提供担保。因此，将提供了足额物上担保的贷款转贷，并不构成高利转贷。故出借人可通过举证证明其向银行提供了合法有效的担保，取得的银行贷款系担保贷款而非信用贷款，从而不满足高利转贷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可能构成高利转贷。

《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颁布后，条文用语发生变化，“信贷资金”变为“贷款”。这意味着新规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转贷”的认定不再区分资金类型，即出借人不能再以出借资金系担保贷款作为抗辩理由。换言之，在资金类型方面，降低了高利转贷的认定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