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婧靖律师
近期承办一起涉嫌滥用职权罪的刑事案件，辩护中我们会围绕“损失”与“归责”两大关键环节展开。滥用职权罪作为结果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入罪的必备要件，而损失的认定、因果关系的界定，最终指向责任的归属，这既是控辩双方博弈的焦点，也是辩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结合正在承办的一起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案件，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的杜婧靖律师谈谈从“损失”认定到责任划分的辩护思路与实务思考。
损失认定是滥用职权罪辩护的基础前提，也是突破案件的首要突破口。根据“两高”相关司法解释，滥用职权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均达到入罪标准，而司法工作人员的职权特殊性，使得损失认定更具复杂性，也为辩护提供了广阔空间。辩护中首先需明确，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损失，除经济损失外，还包括司法公信力受损、当事人合法权益侵害等非物质损失，但均需符合“现实、直接”的核心要求，而非预估或暂态损失。一方面，要严格区分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控方往往将当事人后续维权费用、司法机关纠错成本等间接损失一并计入犯罪损失，这与刑法谦抑性原则不符。另一方面，需审查损失与司法工作人员行为的关联性，区分被告人行为与其他介入因素的作用，如果将第三方过错、程序衔接瑕疵导致的损失全部归责于被告人，忽视了被告人履职过程中的客观限制，该认定方式缺乏合理性。另外，司法机关履职过程中因政策理解偏差、程序瑕疵导致的轻微损失，若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不应认定为入罪意义上的损失。
滥用职权罪辩护中需重点论证三个层面：
一是行为人是否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被告人虽有违规审核行为，但结合其履职经历、案件复杂程度，其主观上系对法律条文理解偏差、对案件事实判断失误，而非明知违规仍放任损失发生，缺乏滥用职权的故意，更符合履职过失的特征。
二是因果关系的阻断与区分，被告人的违规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介入因素，其他司法环节的把关不严、当事人自身过错对损失的发生起到一定作用，不能简单认定为直接因果关系。
三是责任范围的限定，被告人在履职过程中系执行集体研究意见，其个人仅负责具体审核环节，应区分集体决策与个人履职的责任，不能由被告人承担全部责任。
此外，辩护中还需注重区分滥用职权与正常履职瑕疵、玩忽职守的界限。司法工作专业性强、案件复杂多样，部分履职行为虽存在程序瑕疵，但未超出职权范围，或主观上系过失，不应认定为滥用职权罪。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虽有违规之处，但初衷系依法履职、提高办案效率，并非谋取私利，且在问题发现后积极配合纠错、弥补损失，可作为罪轻或无罪辩护的重要情节。
综上，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的辩护，需从“损失”认定入手，精准解构损失的性质、范围与计算依据，重点区分经济损失与非物质损失、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再围绕主观故意、因果关系、责任划分展开精细化辩护，打破控方“程序瑕疵即滥用、损失即归责”的逻辑误区。作为辩护律师，既要坚守法律底线，精准适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要结合司法工作人员的履职特点和案件具体事实，充分挖掘辩护要点，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既维护法律公正，也保障司法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助力司法公信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