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婧靖律师
近期承办一起涉嫌滥用职权罪的刑事案件，“滥用”是行为不法的核心之一，也是刑事辩护的关键切入点。不同于“职权”要件侧重主体与权限的边界审查，“滥用”的认定直接关系行为性质的界定，而其与损害结果的归责关联，更是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核心标尺。结合《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及司法解释，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的杜婧靖律师从“滥用”的司法认定边界、辩护要点出发，探讨其对归责的影响，为同类案件辩护提供思路。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明确，滥用职权罪的“滥用”表现为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等情形。司法实践中，控方往往仅以行为存在程序瑕疵或结果不当，即认定构成“滥用”，却忽视了“滥用”的本质是对职权宗旨的违背，需具备主观故意与客观不法的双重属性。这一认定偏差，正是辩护工作可突破的关键。
1、“滥用”的辩护核心，首先在于区分“滥用职权”与“履职失误”。实践中，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政策理解偏差、工作流程疏漏，或为追求行政效率作出的不当履职行为，常被错误认定为“滥用”。如某基层执法人员，因对相关法规的理解偏差，在执法过程中简化了审批流程，虽存在程序瑕疵，但未超越职权范围，亦无损害公共利益的主观故意，最终通过论证该行为属于履职失误，而非“滥用”，实现了罪轻辩护。
2、需精准界定“滥用”的主观故意。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而履职失误多为过失，二者的区分直接影响归责结果。辩护中，可通过审查行为人是否履行请示报告程序、是否采取补救措施、行为动机是否为追求公共利益等，论证其主观上无“滥用”的故意。若行为人主观上是轻信能够避免损失，或因专业判断失误导致行为不当，应主张其主观为过失，阻却滥用职权罪的成立。
3、从“滥用”到归责，因果关系是连接行为与结果的关键纽带。滥用职权罪系结果犯，需“滥用”行为与“重大损失”之间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实践中，多数案件的损失系多因一果，掺杂第三方过错、政策调整、市场风险等介入因素。辩护中，应采取“原因力切割”策略，论证介入因素对损失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切断“滥用”行为与损失结果的因果关联，从而实现无罪或罪轻辩护。
4、此外，需警惕公诉机关“形式化认定”的误区。部分案件中，控方仅以行为违反行政规章为由，认定构成“滥用”，却未审查该行为是否真正造成实质损害，是否违背职权设立的根本目的。辩护中，应结合职权的法定内涵，论证行为虽存在行政违规，但未达到刑法意义上“滥用”的程度，或损失未达到立案追诉标准，从而否定犯罪构成。
综上，滥用职权罪的辩护，应围绕“滥用”的本质的展开，精准区分履职失误与滥用职权，厘清主观故意与因果关系，实现对归责的有效抗辩。作为刑事辩护律师，需深入剖析“滥用”的司法认定标准，结合案件具体事实，精准挖掘辩护要点，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司法实践中滥用职权罪的精准认定与公正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