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辛鑫，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在辽阳做刑事辩护和合同纠纷案子十多年了。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经济犯罪中属于涉案人数多、层级复杂、金额大的罪名之一。辽阳这几年也查处过不少传销案件，有的是打着“电子商务”“区块链”“大健康”的旗号，有的是传统的拉人头、缴会费模式。一旦案发，从顶层发起人到下面的团队长、讲师，甚至只是把亲戚朋友拉进群的人，都可能被抓。
这个罪名有一个对当事人极其关键的特点：它打击的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而不是普通参与者。法律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的是起组织、领导作用的人。因此，是否被认定为“组织者、领导者”，直接决定罪与非罪。另一个核心变量是传销组织的层级和人数认定——这直接关系量刑档次。
这个罪名的法定刑分两档：一般情形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核心标准是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或者直接、间接收取传销资金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
今天用三个亲办案例，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核心辩护路径讲清楚。
第一个案子：底层团队长被控组织传销，通过论证“不属于组织者领导者”争取到不起诉
当事人小赵，在辽阳一家商贸公司做业务员。这家公司实际是一个传销组织，以销售“保健食品”为名，要求加入者缴纳会员费获得入会资格，通过发展下线获得返利。小赵在里面做了一年多，发展了几个亲戚朋友作为下线，层级上有了一定的位置，被公司冠以“团队长”的头衔。但实际上，小赵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不参与资金管理，只是按照公司的统一模式带自己那几个下线。案发后，小赵被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事拘留。
小赵的母亲找到我，说儿子就是被朋友拉进去的，进去之后又被公司的人说服着拉了亲戚朋友。他那个“团队长”就是个虚名，没有工资，只有自己拉人的那点提成。她说小赵拉的人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和那些真正组织传销的人完全不同。
我分析案情后发现，小赵虽然在传销组织中有一定层级，但他的作用和真正的组织者、领导者有本质区别。他不参与制定传销模式，不参与制定计酬规则，不参与资金分配方案的设计，只是按照公司的安排发展下线并获取返利。他的下线人数少，层级低，在传销组织中的影响范围非常有限。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的是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的人。小赵的情况不符合这些特征，他的行为更接近传销组织中的一般违法参与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向检察院提交了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证：小赵不属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检察院经审查后，对小赵作出不起诉决定。小赵被释放后，把家里的“保健品”全扔了。他跟我说：“辛律师，我差点把一个传销组织当成正经公司干。要不是你帮我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我这一辈子就交代了。”
第二个案子：传销层级和人数认定有误，通过核减争取降低量刑档次
当事人老周，在辽阳经营一家小公司，公司业务涉及一个“电商平台”的推广。后来这个平台被认定为传销组织，老周因为推广业绩突出，被认定为传销组织中的“区域负责人”。公安机关认定的层级和人数显示，老周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人员累计超过一百二十人，涉嫌“情节严重”，面临五年以上的刑期。
老周的儿子找到我，说父亲确实推广过这个平台，但认定的人数太多了。父亲直接推荐的人只有二十几个，其他人是下线自己发展的，父亲根本不认识，也没有参与管理和协调。他说公安机关把父亲名下所有下线的人数全部累计，这不合理。
我查阅案卷后发现，公安机关认定老周发展人数的计算方式确实存在问题。传销案件中，“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的认定，应当以行为人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来计算。但这里的“发展”必须有客观证据支撑——有人员登记记录、有缴费凭证、有上下线关系证明。而案卷中，相当一部分人数是靠推算得出来的，没有实打实的证据。我做了详细的核对工作。把老周直接推荐的人员名单逐一核实，把间接发展的部分按照证据情况重新梳理。经过核对，有证据支持的人数比公安机关认定的数字明显偏低。法庭审理中，我向法庭提交了详细的人员核对表，对证据不足的部分逐一提出异议。法院经审理后，对人数进行了重新认定，核减了推算部分。老周的量刑档次由此从“情节严重”降到了基本档，结合认罪认罚和退赃退赔，法院对他从宽处罚。老周的儿子在法庭门口对我说：“辛律师，我父亲有错该认，但没证据的人数不能乱算。你帮我们把数算明白了。”
第三个案子：讲师被控组织传销，通过论证“辅助作用”争取到从宽
当事人小周，在辽阳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做讲师。她的工作是按照公司统一提供的课件，给新加入的人讲解“商业模式”和“奖励制度”。她讲的内容都是公司培训好的，自己不需要发挥，也没有参与到公司的经营决策。后来这家公司被认定为传销组织，小周作为讲师被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立案。
小周被刑拘后，她母亲找到我，说女儿就是照着课件念，公司让讲什么就讲什么。她说小周大专毕业，找份工作不容易，根本不知道公司是搞传销的。
我分析案情后发现，小周在传销组织中的作用属于辅助性质。她不是传销模式的策划者，不是团队的管理者，不参与资金运营和利润分配，只是承担讲课任务，拿固定工资。即便认定她构成犯罪，她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地位，作用较小。
我做了几项工作。第一，梳理小周的工作内容和工资记录，证明她的辅助地位。第二，固定小周和公司之间的沟通记录，证明她的课件是公司提供的，她只是照着讲。第三，查明小周的收入来源，她是固定工资，没有从传销组织的发展下线中按人头提取返利。第四，在法庭上重点论证小周系从犯、初犯、认罪认罚、作用轻微，建议从宽处罚。
法庭审理中，我向法庭完整呈现了小周在传销组织中的辅助地位和被动角色。法院最终认定小周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小周没有被关进去，重新找了一份正当工作。她母亲在法庭门口对我说：“辛律师，我女儿就是照着课件读了几堂课，差点读成了传销犯。你帮她把道理说清楚了。”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辩护的核心路径总结
这三个案子各有各的情况，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辩护的核心路径是共通的。第一，“是否属于组织者、领导者”是罪与非罪的核心。底层团队长、普通讲师、被叫去帮忙的人，如果作用和影响有限，不属于起组织、领导作用的人，要敢于主张不构成犯罪。第二，层级和人数的认定必须严格审查。传销案件中的人数和层级直接关系量刑档次，推算出来的数字不能作为定罪依据，证据不足的部分必须核减。第三，从犯认定是辅助人员的有效辩护方向。按公司安排做事、拿固定工资、不参与决策的人，要争取从犯认定。第四，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初犯，是从宽的基础。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重罚，应当落在传销组织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身上。对于那些被拉进去、被安排做事、没有真正组织能力的人，法律应当给出与其行为相符的评价。律师的价值，就是帮司法人员把“组织者”和“被组织者”区分清楚，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区分清楚，让重罚不滥及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
我是辛鑫，在辽阳做刑事辩护和合同纠纷十多年了。遇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案子，拿不准怎么办，可以来问我。别自己硬扛，早点找专业的人给你拿个主意。辛鑫律师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法学硕士，执业多年，刑事辩护实战经验丰富持有A类法律职业资格，可代理全国范围刑事案件及民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