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辛鑫，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在辽阳做刑事辩护和合同纠纷案子十多年了。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辽阳的山区和农村并不少见。很多人最初只是“抓了几只鸟”“养了几只鹦鹉”“卖了几张皮”，根本不知道这些动物受国家法律保护。等到警方找上门，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罪名的法定刑不低，一般情形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个罪名有一个显著特点：涉案者大多是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民、山民和养殖户。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个概念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自己抓的、养的、卖的是什么动物。这种“主观不知”的状态，恰恰是辩护的关键所在。
今天用三个亲办案例，把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核心辩护路径讲清楚。
第一个案子：农民抓了八只鸟被控犯罪，通过论证“不知是保护动物”争取到从宽
当事人老赵，在辽阳农村种地。农闲时节，他在自家地头的树丛里架了几张粘网，抓了一些鸟拿到集市上卖，说是“野味”。他前后抓了几十只鸟，其中有一种鸟长得普通，老赵叫不上来名字，只觉得“毛色好看，能卖上价”。后来林业公安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在集市上查获了他，经过鉴定，他卖的鸟里有八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老赵被以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刑事拘留。
老赵被刑拘后，他妻子找到我，说老赵种了一辈子地，连小学都没读完，哪里知道什么二级保护动物。他说老赵抓鸟就是图个零花钱，那些鸟在村里到处都是，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我了解案情后，重点做了几件事。第一，核实老赵的认知能力。他文化程度低，平时连报纸都不看，电视也不怎么看，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一无所知。第二，梳理涉案鸟类的特征。被鉴定的那八只鸟，外形和常见的麻雀、山雀差别不大，外行人很难分辨。老赵把它们当作普通的野鸟出售，主观上确实不知道这是国家保护动物。第三，收集同村村民的证言。多位村民证明，这种鸟在村里很常见，大家都不觉得是什么“珍贵”鸟类。
在法庭上，我重点论证了老赵的主观认知状态。他文化程度低、认知能力有限，在村里生活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更没有人告诉过他这种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他被抓获后，当鉴定人员告诉他这是保护动物时，他整个人都懵了，反复说“这鸟村里多的是，谁知道它是保护动物”。结合他初犯、认罪认罚、数量不大、未造成动物死亡的后果，建议从宽处理。
法院经审理后，对老赵从宽处罚。老赵的刑期明显低于同类案件，并争取到了缓刑的机会。他出来后，把地头的粘网全烧了。他跟我说：“辛律师，我这辈子就抓过这几只鸟，差点给自己抓了个大罪。以后山上的东西，我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第二个案子：鹦鹉养殖户被控犯罪，通过鉴定核减涉案动物数量争取降低量刑档次
当事人老周，在辽阳经营一个小型鹦鹉养殖场。他从外地引进了一批鹦鹉，在养殖场里繁殖、出售。后来公安机关根据举报查处了他的养殖场，认定其中有几十只鹦鹉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公安机关按照这个数量移送审查起诉，如果按这个认定，老周面临五年以上的刑期。
老周的儿子找到我，说父亲养的鹦鹉里，大部分是人工繁育的品种，在市场上很常见。他说父亲养殖多年，办过部分养殖证件，一直以为这些鹦鹉是合法的。公安把场里所有的鹦鹉全部算作保护动物，不合理。
我查阅案卷后发现，公安机关认定涉案鹦鹉数量的方式确实存在问题。老周养殖场里的鹦鹉有多个品种，其中只有一部分属于刑法保护的范围，其余的是一般观赏鸟类。而且，涉案鹦鹉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人工繁育的，和野生种群相比，其保护价值和生态意义有区别。按照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对于人工繁育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在处理时可以酌情从宽。
我做了两项核心工作。第一，申请对涉案鹦鹉进行逐一鉴定。鉴定结论区分了不同品种的保护等级，明确了哪些属于刑法保护范围，哪些不属于。第二，结合养殖场的繁殖记录和进货凭证，区分了野生来源和人工繁育来源的鹦鹉数量。经过鉴定和梳理，属于刑法保护范围且来源为野生的鹦鹉数量，比公安机关认定的数字低了不少。
法庭审理中，我向法庭提交了鉴定报告和来源核对表。法院经审理后，对涉案鹦鹉的数量进行了重新认定，核减了不属于保护范围的部分和人工繁育的部分。老周的量刑档次由此从“情节严重”降到了基本档，结合认罪认罚和主动配合查处的表现，法院对他从宽处罚。老周的儿子在法庭门口对我说：“辛律师，我父亲养了半辈子鹦鹉，现在成了嫌疑人。你帮我们把鸟的数算明白了，也把道理说清楚了。”
第三个案子：被雇去山上捕鸟的村民被控犯罪，通过从犯认定争取到缓刑
当事人小赵，在辽阳农村打零工。一个做“野味生意”的老板找到他，说雇人上山抓鸟，一天给一百二十块。小赵想着赚点零花钱，就跟着去了。他的工作是背着网兜，沿着山沟把鸟赶进老板架设的网里。抓到的鸟由老板收走，小赵拿的是按天算的工钱。他们前后干了十来天，抓到的鸟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保护的珍贵鸟类。案发后，老板和小赵都被以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立案。
小赵被刑拘后，他母亲找到我，说儿子就是被雇去干活的，抓到的鸟一只也没有落在他手里。老板才是组织的，儿子就是跟着跑腿的。
我分析案情后发现，小赵在共同犯罪中处于典型的被雇工地位。他不参与捕鸟方案的策划，不决定捕鸟的地点和方法，不参与鸟类的销售和利益分配，只是按照老板的指示在山沟里驱赶鸟类。他拿的是按天结算的工钱，和猎获物的价值没有关联。在共同犯罪中，他的作用有限，属于从犯。
我做了几项工作。第一，固定小赵和老板之间的雇佣关系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工钱结算记录。第二，证明小赵在捕鸟活动中的具体角色——他只负责驱赶，网是老板架的，鸟是老板收的。第三，收集小赵的日常表现证明，证明他是初犯，在此之前从未参与过任何野生动物交易活动。第四，在法庭上重点论证小赵系从犯、初犯、认罪认罚、作用轻微，建议适用缓刑。
法庭审理中，我向法庭完整呈现了小赵在捕鸟活动中的从属地位和被动角色。法院最终认定小赵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小赵没有被关进去，回到村里继续打零工。他母亲在法庭门口对我说：“辛律师，我儿子就赶了几天鸟，差点赶进了监狱。你帮他把道理说清楚了。”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辩护的核心路径总结
这三个案子各有各的情况，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辩护的核心路径是共通的。第一，“主观明知”是罪与非罪的核心。对涉案动物是否属于保护动物不知道、认知能力有限、被蒙蔽参与的人，定性必须严格审查。第二，涉案动物的数量和种类必须精确鉴定。人工繁育和野生的要区分，属于保护范围和不属于保护范围的要区分，数量认定直接影响量刑档次。第三，从犯认定是被雇人员的有效辩护方向。不参与组织策划、拿固定工钱、作用小的人，要争取从犯认定。第四，认罪认罚、初犯、主动配合查处，是从宽的基础，必须充分把握。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涉案者，很多是山区的农民和打零工的农村青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一无所知。律师的价值，就是帮司法人员把“故意猎捕珍贵动物的犯罪分子”和“法律意识淡薄的普通民众”区分清楚，让重罚不滥及无知者。
我是辛鑫，在辽阳做刑事辩护和合同纠纷十多年了。遇到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案子，拿不准怎么办，可以来问我。别自己硬扛，早点找专业的人给你拿个主意。辛鑫律师
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法学硕士，执业多年，刑事辩护实战经验丰富
持有A类法律职业资格，可代理全国范围刑事案件及民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