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辛鑫，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在辽阳做刑事辩护和合同纠纷案子十多年了。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辽阳这样有太子河、浑河等水系穿过的地区并不罕见。每年禁渔期，总有人因为下网、电鱼、毒鱼被查处。涉案人员中，有的是专业渔民，有的是农闲时去河里摸点鱼虾的农民，还有的是被朋友叫去“帮忙”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捞几条鱼”也会触犯刑法。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个罪名的核心特征在于“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辩护的重点，在于主观明知的认定、捕捞工具和方法的性质、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今天用三个亲办案例，把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核心辩护路径讲清楚。
第一个案子：禁渔期在太子河下网被查，通过认罪认罚和初犯身份争取到不起诉
当事人老赵，在辽阳农村种地。农闲时节，他带着自家的渔网去太子河边下网，想捞点鱼自家吃和卖几个零钱。他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禁渔期，只看到河面上也有别人在打鱼，就觉得“大家都在打，应该没事”。结果他下网后没几个小时，就被巡逻的渔政执法人员当场查获。经清点，他捕捞的水产品数量虽然不算大，但因为是在禁渔期使用禁用渔具，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老赵被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立案。
老赵被立案后，他妻子找到我，说老赵就是农闲去河边下个网，不是职业渔民，也不知道什么禁渔期。她说老赵种了半辈子地，头一回因为捕鱼被抓，又害怕又委屈。
我了解案情后，重点做了几件事。第一，核实老赵的主观认知状态。他在侦查阶段的笔录中明确说“不知道是禁渔期”，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和渔政部门的现场记录都能证明，他下网的时间和地点附近没有任何禁渔标志和提示。第二，固定老赵捕捞的水产品数量。清点记录显示，他捕捞的鱼类以鲤鱼、鲫鱼为主，数量不多，没有珍稀水生动物。第三，收集老赵的日常表现证明——他是初犯，在村里口碑好，靠种地为生，捕鱼只是农闲时的偶然行为。第四，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院提交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证老赵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轻、认罪认罚，建议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检察院经审查后，对老赵作出不起诉决定。老赵没有被起诉，也没有留下犯罪记录。他后来跟我说：“辛律师，以后下河之前先看看日历，看看让不让捞。再也不敢随便下网了。”
第二个案子：被老板雇去电鱼被控非法捕捞，通过从犯认定争取到缓刑
当事人小周，在辽阳打工。一个鱼贩子找到他，说想雇两个人帮忙到河里去“赶鱼”，一天给一百五十块。小周去了之后才发现，老板用的是电鱼设备——背着电瓶，用电叉在水里放电，鱼被电晕了浮上来，小周等人负责用网兜捞。小周心里有点犯怵，但老板说“没事，这片河没人管”，他想着自己只是捞鱼的，电鱼的是老板，就继续干了。几天后，他们被河道巡查人员发现，老板逃跑，小周和另一个人被抓住。小周被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拘留。
小周被刑拘后，他母亲找到我，说儿子就是被雇去帮忙捞鱼的，电鱼的是老板。她说小周一天挣一百多块辛苦钱，家里还有个上幼儿园的孩子，要是坐了牢，孩子怎么办。
我分析案情后发现，小周在非法捕捞活动中处于被雇工地位。他不掌握电鱼设备，不决定捕捞地点和方式，不参与捕捞所得的分成，只是按照老板的指示用网兜捞被电晕的鱼。电鱼这一核心违法行为的实施者是老板，小周只是在旁协助。在共同犯罪中，他的作用明显较小，地位较低，属于从犯。
我做了几项工作。第一，固定小周和老板之间的雇佣关系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工钱支付记录。第二，证明小周在捕捞活动中的具体角色——他是捞鱼的，不是电鱼的，电瓶、电叉等工具都在老板手里。第三，收集小周的家庭情况证明——他有幼儿需要抚养，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第四，指导小周母亲积极缴纳罚金，并联系渔政部门了解生态修复赔偿事宜，主动购买鱼苗进行增殖放流。
法庭审理中，我重点论证了小周的从犯地位和被动角色。法院最终认定小周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小周没有被关进去，继续打工养家。他后来跟我说：“辛律师，以后看到别人电鱼，我转身就走。给再多钱也不干这种事了。”
第三个案子：帮人开车运鱼被控非法捕捞，通过论证“没有捕捞行为”争取到不起诉
当事人老李，在辽阳跑三轮车运输。某天，一个熟人找到他，说往河边拉一趟货，给一百块车费。老李去了之后发现，是几个人在河边用电鱼设备打鱼，打上来的鱼让他用三轮车拉到集市上去。老李觉得就是拉个货，没想太多，就帮着运了两趟。后来这几个电鱼的人被查处，老李因为参与运鱼，被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立案。
老李被立案后，他儿子找到我，说父亲就是个跑三轮的，别人让拉什么就拉什么。他既没有电鱼，也没有捞鱼，就是开车运了几趟鱼，怎么就成了非法捕捞？
我分析案情后发现，老李的行为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核心要件存在明显距离。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惩罚的是“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老李没有下河捕捞，没有使用任何渔具，没有实施电鱼、毒鱼等行为。他只是在河边上帮忙把已经捕捞上来的鱼运走。他的行为更接近“非法运输水产品”，和非法捕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向检察院提交了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证：老李没有实施非法捕捞行为，不符合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构成要件。他的运输行为即便涉及违法，也应当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行政违法处理，不应上升为刑事犯罪。检察院经审查后，对老李作出不起诉决定。老李被释放后，再也不敢随便帮人运“河里的东西”了。他跟我说：“辛律师，我跑三轮十几年，什么货都拉过。以后看到河边上来的鱼，我先问清楚是怎么来的。”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辩护的核心路径总结
这三个案子各有各的情况，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辩护的核心路径是共通的。第一，“主观明知”是罪与非罪的核心。不知道是禁渔期、不知道电鱼违法、不知道下网会犯罪，这些认知状态直接影响定罪。第二，行为性质的界定必须精准。捕捞行为和运输行为、协助行为的法律评价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第三，从犯认定是被雇人员和辅助人员的有效辩护方向。不掌握电鱼设备、不决定捕捞方式、只是帮忙捞鱼或运鱼的人，要争取从犯认定。第四，认罪认罚、初犯、增殖放流和生态修复，是从宽的有力砝码。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涉案者，很多是河边的农民和打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职业渔民，更不是资源掠夺者，只是在日常劳作和生活中触碰了法律红线。律师的价值，就是帮司法人员把“非法捕捞者”和“被卷入的人”区分清楚，让处罚与行为相适应。
我是辛鑫，在辽阳做刑事辩护和合同纠纷十多年了。遇到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案子，拿不准怎么办，可以来问我。别自己硬扛，早点找专业的人给你拿个主意。辛鑫律师
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法学硕士，执业多年，刑事辩护实战经验丰富
持有A类法律职业资格，可代理全国范围刑事案件及民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