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很多人因为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这就是社会焦虑，它正在成为当今社会中国的一个明显时代特征。据9月14日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近些年中国心理疾病呈高发态势，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公民焦虑症，中国正在进入全民焦虑的时代，调查表明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焦虑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至1997的十数年繁荣。香港公共政策解决医疗、教育等基本担忧使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反观内地民众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稍不留神便会沦为房奴、车奴、卡奴、病奴和学奴。于是，不堪忍受巨大压力的人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焦虑情绪，乃至于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焦虑的氛围。

　　我们的时代像一部拧紧了发条的机器，无休止地高速运行着。值得思考的是，单个人作为个体存在压力是正常的，当整个社会大规模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就不得不反思当下社会的发展状态了。这种“压力很大”的感受，过去曾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固有弊端，是他们的“社会病”。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这种“病”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都要遇到。笔者想说的是，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是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病”，就应该正视，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减少由此而可能引发的不良影响。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约翰·列侬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变迁，社会发展的压力逐渐使人们越来越难以找到自我。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职场竞争的加剧，全球每年有190万人因劳累猝死，每百人中就有40人患上“时间疾病”。值得考问的是，我们的最终的追求是什么呢？所有人的精力和体力都在透支，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究竟什么时候才是尽头。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写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总体而言，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时，当社会的基本规则系统真正建立并有效运转时，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的生计问题而奔走呼号时，当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得到遏制时，社会焦虑现象便会消失。当前，完全消除社会焦虑是不现实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公民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减少社会成员正常生存与有序发展的后顾之忧，把社会焦虑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笔者以为，目前应当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让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二是大力推进社会保障的建设，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尤其要尽可能地满足弱势群体较低层次的需要，控制收入差距，消除社会不公，以确保社会焦虑不至于对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危害。

来源：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