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因为在一个罪名之中糅合了财产权、人身权、社会管理秩序等多项法益，使其成为一个行为界限模糊、涵盖广泛的“口袋罪”，同时因为其脱胎于旧刑法的流氓罪，惯性思维的存在使得寻衅滋事罪与流氓动机之间尚留有割不断的牵连。因而有必要从构成要件入手，找出其不同于其他罪名的特质，从而在新形势下准确适用该罪名。
一、犯罪客体的双重性。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设置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扰乱公共秩序一节中，从中可以得知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应当首先包含社会管理秩序和公共秩序，即社会法益。社会法益是由每一个个体法益组合而成，因此对个体法益的侵犯都可以看成是对社会法益的侵犯。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研究寻衅滋事罪客体的双重性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并不是所有侵犯个体法益的行为都构成寻衅滋事罪，比如追逐、拦截、辱骂自己的妻子，任意毁损父母财物的行为，这些行为在侵害个体法益的同时没有直接对社会管理秩序造成破坏，其侵害的法益具有单一性。因此，寻衅滋事罪必须同时侵犯社会法益和个体法益，而且这两个法益必须相对独立，即在行为侵犯个体法益的同时必须额外造成对社会管理秩序的破坏，使其他个体受到威胁和恐惧，从而使社会秩序处于动荡或者断裂状态，影响人们生活的安定预期，而不是简单地由个体法益直接传导到社会法益。
二、客观行为的多样性与具体量化。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类型，从客观行为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抢劫罪、聚众哄抢罪的客观行为具有重合性。虽然刑法对寻衅滋事罪也规定了“情节恶劣”、“情节严重”等字眼，但是一些地方在司法实践中对恶劣和严重的程度掌握得较低，有时仅仅追逐他人就认定该罪。这种定罪标准的降低会导致寻衅滋事罪的调整范围过大，将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也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出现罪刑不均衡的情况。因此对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既要考虑行为对直接对象造成的危害程度，也要权衡对公共秩序造成的危害程度，对寻衅滋事的行为在总体上予以评价，达到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社会危害性。
既然寻衅滋事罪的客体存在双重性，那么在确定寻衅滋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上，也应当从个体法益和社会法益两个方面来分析。寻衅滋事罪对个体法益的侵害程度要求不高，侵害程度较高的情形都被以故意伤害、抢劫、侮辱、聚众哄抢等罪名认定，在认定对社会法益的侵害程度上由于缺少具体、明确的标准而经常导致看法不一，这也是寻衅滋事罪被认为是“口袋罪”的原因所在。但是寻衅滋事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五年，高于故意伤害(轻伤)和侮辱等罪名，因此寻衅滋事罪不应成为其他罪名的“替补”，而是应当在明确其对个体法益和社会法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后，依照想象竞合的情形择一重罪处理。
三、犯罪动机上去“流氓”化。由于旧刑法将寻衅滋事罪作为流氓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予以规定，因此在新刑法增设寻衅滋事罪而删除流氓罪以后，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两者相联系，主要是在犯罪动机的确定上。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作为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的一种，主要是因为此类行为既损害了个体的权益，例如人身权、财产权，同时又扰乱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定，其危害性重于一般单纯侵犯个体法益的行为。但是将此行为予以入罪并非是基于行为人的主观态度，而是着眼于行为的客观危害。在行为多样化的当下，认定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素不应以是否有流氓动机为条件。只要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恣意实施了一定程度危害个体法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徐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