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杰锋律师
—— 2012年第20期《民主与法制》封面解读
文/刘桂明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通过本刊记者的观察与采访，“本期聚焦”栏目撷取了几个“强奸疑案”，从而将“嫖宿幼女”与“强奸”两个罪名之争及强奸案定罪的证据采信与事实判断，作为一个问号，更作为一个问题，交给了我们的读者。
强奸罪，是一个有时让人喋喋不休、有时叫人欲说还休的话题。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涉及男女私情乃至爱情；二是因为定罪量刑的证据往往单薄而孤立。其中，证据往往只是被害人一方的言辞证据。况且，这个言辞证据还经常会发生前后不一、摇摆不定的情况。
出现在本期《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老刑警30年强奸案难解之疑与大学同学间强奸案之惑，正是属于这种情形。对此，当事人当然不解甚至不服。作为法律人，我们同样都有理由提出质疑、表示怀疑。因为在法律人的嘴里，永远不能说一个人是否有罪，而只能说在证据上是否能证明一个人有罪。凡是证据能够证明的即视为存在，证据不能证明的将视为不存在。
对法律人来说，质疑是一种基本素质。面对立法的空白与疏漏，面对司法的缺位与乱象，面对公权的肆意与妄为，法律人必须站在法律的高度，立足法治的角度，提出质疑，摆出问题，从而起到建言献策的作用。
对法律人来说，怀疑是一种职业天性。对于具体的个案，法律人应当就程序是否适当完备、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等问题，提出意见，表示怀疑。正如一位刑事法官所言：“善于怀疑、合理怀疑应是刑事法官的天性，诉讼的过程就是一个使法官‘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只有当合理怀疑被排除时，才能定案，因此刑事法官应该树立善于怀疑的疑问性思维。”于是，具体到个案中，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刑事被告人席上的人是不是本案作案人，出示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明效力，以及起诉指控的事实是否成立等，均是法官的怀疑对象。
对法律人来说，存疑是一种判断能力。当证据出现瑕疵、程序暴露问题、案件发生疑问，就需要我们将疑问作为一种方案带入解决预案。于是，“疑罪从无”而不是“疑罪从轻”，就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常识，更是我们解决存疑的一种共识。
一个红色的问号，表明积重难返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警醒我们，激励我们。如果我们长此以往，疑而不解，势必得到红牌警告。
两个头像组成的问号，说明强奸疑案多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于是，两个人的言辞都是一面之词。为此，需要我们客观而理性的判断，依法而从容的解决。
女人的若隐若现与作为背景的疑云密布而组合的问号，则标明关于强奸疑案的证据之争，关于“嫖宿幼女”与“强奸”的定罪之争，还将继续，仍将延续。
一碗面条里发现一只虫子，是挑出后继续 吃还是全部倒掉？一个苹果出现局部腐烂，是削除腐烂部分继续吃还是全部扔掉？看起来只是一个生活常识，其实更是一种法律思维。
或许，只有质疑被吸纳了，怀疑被排除了，存疑被否定了，才是法律思维与法治精神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