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标志，看待一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不是看这个国家的口号喊得多响亮，更不是看这个国家的城市张贴了多少法治标语。
国家的法制化建设效果怎么样，我们可以从日常的事务中可以观察出来，当然经历者的切身体验才是最终检验法治建设成就的标杆，这种感受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必然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痛苦痉挛，严重者或许会痉挛到难产。
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周期的长短，还取决于掌权者是否短视，是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为一名专职律师，法律赋予律师的责任，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清除社会的一切诟病。
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公民对法治建设的贡献，对国家的贡献。专职律师是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核心力量，对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尖锐沉疴应当报以零容忍的态度，法治国家需要的是“权为民所有，利为民所谋”。
《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但是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调查的法律服务中常常会遇到来自各种“权为自者誉”的各种刁难和推诿，在“当权者”看来，提供与否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们的权力，似乎没有了“刁难”和“推诿”，就不能彰显他们的存在，也就无法显示他们的地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更是社会现代化、法治化的沉疴。根治这样的千年沉疴，需要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前仆后继。
笔者最近不幸刚好经历了一起暂住证信息调查事宜，其过程大致如下：
今年的8月初，我们刚接了一件简单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该案件涉及到调取对方当事人的暂住证信息，为了及时立案，本人便携带律师调查手续前往被调查人居住小区，开展暂住证调取工作。
2015年8月5日17时40分左右，到达xxx派出所，该所民警告诉我说，需要领导批示，于是我便到该所领导办公室，简要说明来意后，该领导说不予提供，理由是不是委托人的信息;无奈我只好再找该所另一领导，在我的耐心解释下，告诉我被调查人不属于他们的管辖，应当去xxx乡派出所调取。
18时20分左右，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找到了xxx乡派出所(在一个巷子里，巷子外没有挂牌)，在向该所领导(所长)介绍来意后，该领导告诉我：需要他们的上级领导(所在分局局长或书记)同意后，给他们电话(示意)，他们才予以调取，同时该领导还为我提供了上级领导的联系方式，为了确定情况是否属实，我当即拨通了分局长的电话，并被告知需要该分局法制办审核后予以办理，无奈只好向该所领导道别，到此，该调查工作因下班暂告结束。
8月6日9时准，为了弄清楚被调查人的确切住址和管辖，增加工作的准确性，伴随丝丝凉意的细雨，我到了被调查人居住的xxx小区，经过一番周折，总算到了其所在的居委会，打听了一下，才知道管理流动人口的派出所分点就在居委会里面(没有挂牌)，幸运的是居委会有人在值班，知道该片区属于xxx乡派出所管辖;不幸的是一方面该片区停电，另一方面是警察同志们都没有上班，在等待一个小时左右后只有驱车离开。
10时20分左右，我来到xxx分局法制办，告知其来意，该办公室人员告知负责人不在，需要等待一会儿，利用这个机会，简单的和该工作人员寒暄一阵，等到办公室主任到达后，在检查完我携带的调查手续后，告知我：“我的调查有可能涉及被调查认得个人信息或隐私”。我当即严肃的告诉他，我持有合法手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律师职业道德，严格按照《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进行调查工作，该主任见我很认真，很严肃，马上翻开《律师法》核对。很遗憾的是，被告知的理由如上，并没有协助我向其管辖下的派出所调取暂住证信息，相反，令我诧异的是告知我可以去所在市的便民服务中心去调取，或者是去市局xx处调取。
在据理力争无果的情况下，我只有到该办公室主任告知的地方去寻求不抱希望的结果了。
11时，我到达所在市的便民服务中心，经向xx号窗口询问，被告知这不是他们的服务范围，我只好走向刚停好车的停车场。
11时30分，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到所在市的公安局xx处，向xx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其工人员告诉我他们一般都是向有关办理刑侦案件单位提供信息，而且提供的信息都不是暂住证信息，关于暂住证信息，都是在各派出所保存和办理等，希望我去这些地方办理，同时希望我等另外一位业务管理领导来了再给我具体答复，可惜该领导在开会。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来到另一间办公室，重复同样的来意说明，伴随着办公室的音乐，工作人员愉快的告诉我，还是需要等他们的领导(业务管理)来了才能给答复，而且确信该领导早上来办公室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开会，眼看离下班还有10来分钟，我只好卑微地离开这高耸入云的大楼。
到了大门口，领取登记所用的身份证，向特警打了个招呼，驱使着我那疲惫的缺油伙伴，再次无奈离开。
12时35分，回到住处，隔窗看了看对面的高楼，五味杂陈不有从心中升起。我试图拨通所在行政辖区最高公安系统警务督察领导电话，很庆幸拨通了，在告知通话目的后，领导的第一句话是：“您怎么知道我的号码”，而不是如何解决我当前所遇到的瓶颈，我再次被告知，因为我所遇到的事情仅仅是小事情而已，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显得有点不对称，希望我找所在市局警务督察解决，就这样“滴”的一声关闭了希望的大门。
12时50分，我不抱任何希望地拨通了所在市局警务督察的电话，向他们简述此前事情的经过，也许是上级要求处理的，所以在下班以后收到了相关的处理结果：他们的迅速调查证明了我所说的是事实，但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最终还是完美地回到了起点，希望我再次向相关派出所的上级(所在xx市公安局xx分局领导请示)。
尽管事情又回到了起点，但是并没有浇灭我对法治建设，乃至法治中国的信心。8月6日15时40分。我再次驱车到所在市xx分局，在门口，我还是向前一天一样，精心的登记后，准备前往领导办公室，但是被告知的是局长、书记都不在，我只好以电话的方式再次拨通了领导的电话，继续说明通话的目的，遗憾的是被告知：去上级(所在市xx处)解决。于是，我再次从门卫处领回那似乎还带点余温的身份证，离开了这茫然的地方。
离开后的我，并没有从绝望中反省，就在车上，我拨通了我所在地区(在当前局势下，我认为最有威慑力的监督电话)党风政风办公室的电话，而且做好了简述的准备，但是事情的经过并非我一言就能说清楚的，对方似乎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便打断了我的叙述，告知我拨打市民xx电话，让他们来解决。顿时，火热之心再次降温，在再次拨打xx电话无果后，我心何止是降到冰点，简直是已经凝固，石化。
回想李克强总理的那句“有事，找律师”。我总觉得心理怪怪的，法治之心尚存，法治之途似乎很遥远，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中国梦”存在，一定有实现的一天。
律师职业、律师执业、且行且珍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