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骗局里的“替罪羊”：她为何差点成了“主犯”？
不久前，一位年轻的当事人在家属陪同下来找我。她来自外地某市，刚满二十岁，坐下时手指一直在不自觉的绞在一起。她被卷入了一起境外诈骗案，起诉意见书上，她的角色被定性得很重，量刑建议是三年实刑。压力大到让她喘不过气。而这一切的开始，仅仅是因为她在网上谈了一场“恋爱”。对方嘘寒问暖，逐步取得信任后，便以各种理由让她帮忙管理、转账一笔钱。直到案发她才明白，那个甜言蜜语的“男友”，是诈骗团伙的成员，而她自己，成了转移赃款的“财务”。
这个案子最初看起来对她非常不利。卷宗里有她名下的银行卡转账记录，有她与上线的聊天记录，她也在前期做了有罪供述。表面上，证据链似乎完整。办案初期，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她甚至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接受了那个三年的量刑建议。很多当事人和家属走到这一步，会以为“板上钉钉”了，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法律认定一个人罪责的轻重，核心在于证据所构建的行为模式，而非单纯的职位称呼。
深夜里的案卷灯光：如何从“主犯”辩护成“从犯”？
说到突破口，我想起那个案子的几个细节。接受委托后，我们团队花了大量时间反复审阅案卷，不是为了挑刺，而是为了还原她在这场犯罪中的真实位置。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梳理出几个关键点，恰恰证明她应被认定为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利益关联性”。所有的转账指令，都来源于她的“男友”以及更上层的指挥者，她只是机械地执行操作。证据清晰地显示，她并未从经手的款项中获得任何分成或提成。这在诈骗类案件中，是区分参与程度的一个非常实际的观察角度。
第二，是行为上的“被动性与被胁迫性”。聊天记录显示，在两人“感情破裂”甚至分手后，对方仍以恐吓、威胁的方式要求她继续进行操作。这反映出她后期参与活动并非自愿，而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
第三，是技术层面的“非操控性”。多达九成的银行流水记录证实，银行卡的网银密钥、密码等实际控制权限，并不在她手中。大额转账的最终确认，都由身在境外的主犯远程完成。她实质上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人”。
基于这三点扎实的证据分析，我们形成了详细的辩护意见。接下来的工作，是与检察官进行有效沟通。这不是对抗，而是将我们发现的、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和情节，清晰、有条理地呈现出来。我记得就这个案子，我们前后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逐条阐释她的从犯地位和情节。最终，检察官采纳了我们的意见，量刑建议从三年有期徒刑调整到了更短的刑期，当事人也在此基础上重新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这个过程听起来简单，背后是几十个夜晚对案卷每一行文字的斟酌。那减去的刑期，不是靠人情换来的，是靠一页一页证据材料“抠”出来的法律空间。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意味着早日重获自由的希望。
说回这个案子给我的启示。在涉及多人、尤其是层级复杂的诈骗案件中，当事人很容易因为表面行为（如提供账户、进行转账）被错误拔高责任。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穿透表面标签，通过证据精准定位当事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真实作用和地位。特别是对于那些因社会经验不足、受欺骗或被胁迫而卷入的年轻人，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你或家人遇到类似情况，切记两点：一是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刑事律师的帮助，厘清法律定性；二是在完全了解自己行为性质和法律后果前，对“认罪认罚”保持审慎。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