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和团队复盘案件时，我们聊到一个现象：有些当事人，甚至包括一些公职人员，在处理个人纠纷时，会不自觉地滑向法律的红线。他们可能只是想“出口气”，或者想“掌握点证据”，但采取的方式，却把自己从有理的一方变成了有罪的一方。今天想聊的这个案子，就很有代表性。
这个案子发生在南方某市。一位在单位担任科长的苏某，因为觉得局长丁某对自己“不公”，并且怀疑丁某与一位女同事关系不当，心里憋着一股气。他没有选择通过组织程序反映，而是私下找到了朋友周某1商量，决定跟踪偷拍丁某，想拿到“把柄”去检举。
苏某提供了丁某和那位女同事的车辆、住址等信息。周某1又拉上了自己的弟弟周某2一起干。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先是尾随跟踪，后来觉得不够，干脆在丁某的车上偷偷安装了GPS定位器，非法获取了上百条车辆轨迹信息。这还不够，他们又在丁某居住的生活区安装了摄像头进行偷拍。
前前后后，他们拍到了二十多个日常视频和十几张照片。但讽刺的是，他们最想拍到的“不正当关系”画面，一个也没拍到。事情败露后，去年年底，苏某和周氏兄弟三人先后被刑事拘留，随后被批准逮捕。今年初，案件被移送到法院起诉，指控的罪名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目前，那位被跟踪的丁局长已经调离了原岗位，而跟踪他的三个人，则要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
从“维权”到“侵权”，界限在哪里？
很多当事人一开始可能都和案例中的苏某有类似的想法：我是在收集对方“有问题”的证据，我是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但法律看的是行为本身，而不是你的出发点。
这个案子的关键转折点，就在于他们采取的手段。如果只是普通的尾随观察，在公共场合偶然拍到一些画面，法律评价可能完全不同。但他们做了两件非常危险的事：一是非法安装GPS，这属于“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中的“其他方法”，获取的行踪轨迹信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二是在生活区安装摄像头进行偷拍，严重侵入了他人的私密生活空间。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一旦达到一定数量，就构成了“情节严重”。如果数量更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就可能构成“情节特别严重”，刑期会在三年以上。他们获取了上百条轨迹信息，这个数量已经足够让案件变得非常严重。办案机关不会因为你说“我是为了举报他”，就认为你的手段是合法的。目的正当，绝不能掩盖手段的违法。
个人信息保护的“高压线”碰不得
我处理过一些类似的咨询，发现不少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理解得太窄了，以为只有身份证号、电话号码才算。其实不然，像行踪轨迹、住宿信息、通信内容、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都属于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而且有些是敏感信息，保护级别更高。
在这个案子里，GPS获取的车辆轨迹，清晰地记录了一个人何时何地出现在何处，这比一个静态的住址信息要敏感得多。它能勾勒出一个人的生活规律、社交圈甚至生活习惯，一旦被非法利用，潜在风险很大。而偷拍获得的日常生活视频，更是直接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和安宁权。
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使用技术手段，特别是定位、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非法获取他人信息的行为，打击力度是很大的。因为它不仅侵害了特定个人的权利，还对社会管理秩序和公众的安全感造成了破坏。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情绪管理是避免刑事风险的第一课
说到底，这个案子给我们最深刻的警示，可能还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情绪管理。苏某作为党员干部，本应有更理性的问题解决渠道，但“不公感”和猜疑让他失去了理智，选择了一条最糟糕的路径。
在刑事案件中，我见过太多因为一时气愤、不甘心而铸成大错的当事人。他们总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结果做的恰恰是最不该做的事。法律是讲程序和证据的，你想举报他人违纪违法，完全可以通过正规的、合法的渠道去反映，而不是自己化身“调查员”，用违法的手段去对抗你认为的“不公”。
当你感觉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愤怒和冲动是正常的，但行动之前，务必让理性介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你准备采取任何非常规手段前，先咨询一下专业律师。律师未必能告诉你如何“赢”，但一定能告诉你，哪些路是“雷区”，绝对不能踩。很多悲剧，其实就是一个电话咨询的距离。
这个案子即将开庭，三名被告人将面临法律的评判。它再次提醒我们，在这个信息时代，公民个人信息的边界就是法律划出的高压线，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伸手触碰，就要做好承担严重后果的准备。维权的道路千万条，守法永远是第一条。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