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现场，法官问：“你认罪吗？” 被告人答：“不认罪。” 法官继续：“公诉人指控你组织淫秽表演，你怎么解释？” 接下来的十分钟，可能是整个案件中，被告人自己说话最关键的时间。这一幕，让我想起最近同行间讨论的一个案子。一位涉嫌组织淫秽表演罪的“主犯”李总，在法庭发问环节，进行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自我辩护”。他的思路清晰，表达流利，几乎把公诉人的每一个问题，都转化成了对自己有利的阐述。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会好奇，在法庭上自己说话，真的有用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技术中立的辩护：一个精心设计的逻辑起点
李总的辩护策略，核心是“技术无罪”。当被问到软件开发初衷时，他解释说，是为了解决陌生人社交的痛点，让沟通更直观。问为什么只有异性聊天功能，他回答因为自己只做过异性社交软件，对同性社交领域没有经验。这个回答很聪明，它把一种可能带有目的性的产品设计，归因于个人能力和经验的局限，听起来合情合理。他进一步引用市场上存在的同性社交软件来佐证，说明这是正常的市场细分。
谈到收费模式，他的解释是“为了给用户尊贵体验”，并举了生活中相亲吃饭通常由男性买单的例子进行类比。这一连串的回答，都在试图构建一个逻辑：我的软件是一个中立的、为解决普遍社交需求而生的技术工具，它的商业模式符合社会常情。这和几年前轰动一时的快播案中，被告人坚持的“技术中立”主张非常相似。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种辩护理由时，我也在思考它的可行性。它确实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易于理解的叙事框架，让被告人的行为看起来不像是在故意触碰法律红线。
当“常识”遇到法律：辩护逻辑的断裂点
然而，法庭不是辩论赛，法官和公诉人听的不仅仅是逻辑自洽，更是事实与法律的对应。李总的辩护，在某个关键问题上出现了裂痕。当被问及软件是否靠特定不雅行为吸引用户充值时，他坚决否认，并强调软件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心灵交流平台。他甚至反驳说，如果依靠那些短暂的不雅行为，公司根本无法盈利。
问题就出在这里。公诉人紧接着追问：“如果公司没有组织引导，女性用户是如何在软件上进行裸聊的？”李总的回答是：那是女性用户自发的行为，可能她们认为这样更能快速建立信任。然后他补充，律师曾告知他监控用户私聊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所以公司未采取措施。这个回答，表面上解释了“不作为”的原因，实则可能落入了公诉人预设的陷阱。在组织淫秽表演罪的认定中，平台是否明知、是否放任、是否从该违法行为中直接获利，是关键的审查点。用“用户隐私”作为不监管的理由，在法律上很难成为免责的盾牌，反而可能坐实了对平台上违法行为“应知而未知”或“放任不管”的状态。辩护的逻辑在这里，从“技术中立”的防御，不小心滑向了“管理失职”的承认。
有效辩护：在法庭上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那么，站在辩护律师的角度看，当事人在庭审发问环节到底应该如何应对？通过这个案例，我想分享几点实战心得。
首先，理解发问的目的。法庭发问不是为了聊天，每一个问题都可能带着钩子。你的回答应该简短、明确，紧扣问题本身，不要过度展开，尤其不要主动去解释对方没问的部分。言多必失，在李总的案例中，关于盈利模式的那段对比性解释，就被法官打断并提醒“与案件无关”，这其实是一个信号。
其次，区分“事实陈述”与“法律定性”。当事人最该做的是讲清楚“发生了什么”，即客观事实。比如，“软件有视频聊天功能”、“用户A和用户B在某天进行了某种内容的聊天”。至于这个行为是“心灵交流”还是“淫秽表演”，这是需要证据证明、由法庭来认定的法律问题，当事人不宜直接用结论性语言去定性自己的行为。把事实讲清楚，把法律辩论的空间留给律师。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庭前一定要和你的辩护律师充分沟通。律师会根据案卷证据和法律规定，预判法庭可能询问的核心问题，并和你一起准备应答思路。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坚决不能说，说到什么程度为止，都需要反复演练。法庭不是即兴发挥的舞台，每一句看似临场的应对，背后都应该是深思熟虑的策略。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法庭上自己说话有用吗？有用，但必须说得聪明，说得专业。当事人的每一次陈述，都是拼凑案件真相的一块碎片。辩护律师的工作，就是帮你把这块碎片打磨好，把它放在证据链条中最正确的位置，让它能为你说话，而不是让你陷入更被动的境地。面对严肃的庭审，充分的准备和专业的指引，远比临场的机辩更重要。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