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通员工”到“公司股东”
最近，我们会见了一位当事人。会见前，他的家属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当事人只是公司里的普通员工，跟着老板做事。但当我们坐下来深入沟通，翻阅案卷材料时，却发现了一个关键信息：他不仅是员工，还是公司的股东，并且从公司的所谓“业务”中分得了利润。说实话，这种家属与当事人认知存在偏差的情况，在办案中并不少见，但它往往意味着案件的辩护难度会增加一个层级。
这个案子涉及一家所谓的“助农”公司。模式听上去很美好：与农民合作，由农民提供农产品，公司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渠道帮忙销售。但实际上，销售环节出了大问题，公司并未真正履行合同，只退还了农民部分款项，未退还的部分就成了公司的利润。问题在于，这种行为一旦被定性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就可能触及诈骗罪。而“助农”这个标签，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让案件的社会关注度更高。
更具体地说，这位当事人被指控涉案金额达到了几十万。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这个数额标准已经进入了“数额巨大”的区间，量刑会相应加重。而他的股东身份，以及从公司利润中分红的事实，使得他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认定变得非常关键。如果他是与另一名老板均等持股、共同经营，那么在司法层面，要为他争取“从犯”这一能够显著减轻处罚的身份，将会面临不小的挑战。这就像原本以为只是站在岸边，却发现早已身在船中，且还握着桨。
三个突破口：即便“门槛”高，也有路可走
身份和数额的门槛摆在那里，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但刑事辩护的意义，往往就是在看似不利的局面中，寻找法律允许的每一个空间。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一，是金额的认定。目前所说的几十万，是一个整体的、初步的指控数额。这笔钱是否全部都能毫无争议地认定为诈骗金额？其中是否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合同纠纷部分？是否存在部分农民获得了足额退款的情况？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仔细核对账目、审查每一份合同与转账记录来逐一厘清。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认定的犯罪数额降低，这是实现罪轻辩护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之一。
第二，是立功情节的争取。我们会向当事人释明法律政策，如果他了解行业内其他类似违规或违法公司的线索，鼓励他主动向办案机关检举揭发。我们律师也可以通过规范的程序，在会见时协助整理相关线索，形成材料，提交给司法机关进行核实。一旦查证属实，构成立功，依法就可以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这既是对其行为的悔改，也是法律给予的出路。
第三，是自首情节的确认。根据家属描述，当事人是在接到电话通知后，在返家途中被抓获的。这里就涉及一个关键的细节：他是否属于“自动投案”？我们需要与办案机关沟通核实具体情况。如果他是在明知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回家，随后到案，结合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是有机会被认定为自首的。自首的成立，同样能带来法定的从宽处罚。
年前取保：法律之外的人情考量
除了上述实体上的辩护点，程序上的紧迫关切也摆在面前。家属最焦虑的问题之一是：能不能赶在春节前出来？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情感。
从时间上看，案件刚进看守所，要走完呈报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流程，时间非常紧张。通常，我们会尽力与办案机关沟通，争取在拘留期间内就解决取保候审的问题，避免案件进入逮捕程序。虽然现实层面有困难，但我们必须为此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向办案机关充分陈述情况，说明当事人具备取保候审的条件，表达家人期盼团圆的恳切心情，这些都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法律是理性的，但人心的向背与社会的温情，同样在司法者的考量之中。
记得那次会见结束时，当事人让我们带话给家人，让他们好好过年，不要挂念。这种故作坚强，反而更让人心酸。作为律师，我们深知高墙内外的煎熬。我们能做的，就是将这份家人的牵挂，转化为专业、理性、不懈的法律努力，在每一个程序节点上为他争取最好的可能。
刑事案件辩护，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尤其是当当事人身份特殊、指控数额不小时，挑战更大。但挑战也意味着辩护工作必须更精细、更执着。从精确打击指控数额，到依法争取各种法定从轻情节，再到程序上竭尽所能维护当事人权益，每一步都算数。希望，往往就藏在专业与坚持的细节里。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