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律师的职业生涯里，有些场景会让人记忆深刻。我至今记得，一位家属在深夜打来电话，声音里满是困惑与恐慌：她的家人在监狱服刑一年多后，突然被告知还有一笔受贿事实没有交代，要被重新提回看守所。电话那头反复地问：“叶律师，判决不是都下来了吗？怎么还能这样？”
漏罪的后果，远超你的想象
这并非个例。在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中，特别是案情较为复杂的，检察机关有时并不会在起诉时将全部掌握的事实“和盘托出”。这就像他们手里握着一张牌，而这张牌可能会在特定时刻打出来。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以为，如果判决后发现了新问题，检察院会把案子退回去重新侦查。但实际操作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当判决生效、当事人已开始服刑后，一纸通知会送到他手上，告知因发现“遗漏的犯罪事实”，需要重新启动程序。这种“秋后算账”带来的冲击，往往是巨大的。
更关键的是法律后果。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判决宣告以后才发现的漏罪，必须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然后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数罪并罚的原则来决定执行的刑期。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受贿案件，前次判决针对的是几百万的金额，判了十年。服刑一段时间后，又发现了另外一笔几百万的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一开始就一并起诉，总金额上千万，综合全案情节，可能判处的刑期也就在十到十二年之间。但如果是作为漏罪来处理，先前的十年已经判了，新发现的几百万再单独判决一个十年左右，两罪并罚，最终执行的刑期可能会达到十几年。当事人实际承担的惩罚，很可能比一开始就查清全部事实要重。
这还没完。一旦被重新提回审理，当事人之前在服刑监狱里已经获得的减刑机会、积累的改造表现，都可能因此中断甚至归零。这对正在努力争取早日回家的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家属和律师都可能忽略这个问题？
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律师会见时不都会问清楚吗？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常规的律师会见，焦点通常集中在《起诉意见书》或《起诉书》已经列明的事实上。我们会反复核对这些事实的细节、证据是否扎实。但那些检察机关尚未移送的、所谓的“备用”事实，往往不会出现在任何书面卷宗材料里。它们可能只存在于办案人员的内部讨论或策略考量中。
家属就更难知情了。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常常以为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就“大局已定”，只关心眼前这些指控能不能成立，金额能不能少认定一些。
会见的时间限制也是一个现实困难。一次会见一两个小时，要厘清已经指控的、错综复杂的职务犯罪事实已经非常紧张，很难再有精力去深挖“是否存在还未摆上台面的问题”。这就需要律师凭借经验，在沟通中敏锐地察觉异常，有时需要多次、有策略地会见，才能慢慢触及这些隐藏的风险点。
坦白说，我刚开始办案时，也曾主要关注卷内的证据攻防。是后来遇到几个类似案例，才让我彻底意识到，只看“桌上”的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去判断对手“手里”可能还有什么牌。
面对潜在风险，我们能做什么？
那么，作为当事人和家属，该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的风险呢？核心在于两个字：沟通与评估。
家属需要和律师保持深度的、坦诚的沟通。不要仅仅问“案子赢面大不大”，更要和律师一起，复盘当事人整个工作经历中，所有可能存在经济往来的环节。特别是那些在留置期间被反复问及，但最终没有写入起诉材料的事情。这些事情，很可能就是风险的来源。
对于律师而言，我们的工作要做得更前置、更全面。在审查起诉阶段，尤其是在当事人考虑是否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这个关键节点前，必须协助他对全案风险进行一次“压力测试”。我们要基于现有证据和了解的情况，评估除了已指控的事实外，是否存在其他被调查但未指控事实的可能性。如果可能性很大，那么签下一份针对已知事实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就可能意味着对未知风险的放任。
在这种情况下，辩护策略可能需要更加灵活。一种思路是，通过辩护，争取让这些潜在的“漏罪”在本次判决宣告前就浮出水面。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判决“宣告后”发现的才算漏罪并要数罪并罚。如果能在本次判决前就让司法机关对这些事实一并审查处理，那么即使是同种罪名，金额也可以累计计算，最终量刑结果通常比事后作为漏罪处理要有利。这当然需要极高的技巧和对案件的整体把控能力。
每一起职务犯罪案件都有其独特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刑事风险的迷雾中，最危险的往往不是你看得见的障碍，而是那些你以为不存在、却悄无声息潜伏在身边的陷阱。专业的辩护，就是帮你点亮更多的灯，照见更远的路。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