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团队复盘过往案例时，一个几年前的二审判决让我印象很深。当时，三位当事人一审都被判了诈骗罪，刑期都不短。但到了二审，结果却截然不同：其中一位当事人被改判无罪，另一位刑期大幅减少，只有一位维持了原判。很多家属看到这种“同案不同判”的情况，第一反应往往是困惑甚至是不解。其实，这背后恰恰是刑事辩护中，尤其是诈骗罪辩护里，最核心也最考验律师功力的地方。
表面都是“造假”，内核天差地别
这个案子说起来并不复杂。当事人张先生，得知有国家专项补贴，就用自己公司一个真实的项目去申报。为了让材料更“漂亮”些，公司在环评、资金证明这些环节上动了点手脚，最终成功拿到了补贴。与此同时，另一家公司的李总，也通过类似方式拿到了两笔政府资金，一笔是贷款贴息，一笔是科技创新资金。一审法院认为，三人的行为都构成了诈骗罪，而且数额特别巨大，判的刑期都很重。
问题出在哪呢？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会认为，既然材料造假了，那不就是骗吗？这个逻辑在日常生活中或许成立，但在刑法上，要定诈骗罪，光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远远不够。刑法讲究主客观相一致，一个更关键、也更隐蔽的要件是：必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说，就是骗钱来，是不是压根没想用于申报时说的正当用途，而是想自己吞掉或者挥霍掉？这个主观目的的认定，往往是案件的胜负手。
二审的改判，正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
刚才提到的那个案子，二审法院的审理思路就非常清晰。对于张先生那笔补贴，法院重点审查了几个事实：项目本身是不是真实存在？钱到手后是不是基本用于购买设备、投入了实际建设？有没有证据证明他个人把资金挥霍了？调查发现，项目是实的，钱也基本用在项目上，虽然申报材料有水分，但难以认定他一开始就想非法占有这笔钱。因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无罪。
而对于李总涉及的两笔资金，法院的审查则更细致。第一笔贷款贴息，情况与张先生类似，项目有基础，资金用途也说得清，因此这笔的指控也不成立。但第二笔科技创新资金就不同了，经查，李总的公司当时几乎是个空壳，申报的项目纯属虚构，全套材料都是伪造的，资金一到账立刻就转去还了公司的其他贷款。这种“无项目、纯造假、钱挪用”的模式，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确了。所以，这笔资金的诈骗罪名得以认定。
你看，法律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所有申报瑕疵。它的锋芒，精准指向的是那些“无中生有”套取资金，或者“挂羊头卖狗肉”将专项资金挪作私用的行为。这中间的界限，就是辩护律师需要全力去厘清和捍卫的战场。
面对诈骗指控，家属可以把握的辩护方向
说回实战。如果家属遇到类似的刑事案件，该如何有效应对呢？从我们团队办理这么多案件的经验来看，路径是清晰的。
首先，在侦查初期，如果条件允许，争取取保候审是重中之重。这不仅能让人先出来，也为后续的辩护工作赢得宝贵时间和空间。关键在于向办案机关证明当事人没有社会危险性，比如案件本身可能存疑，或者当事人有固定居所、稳定工作，不会逃跑或再犯。
案件进入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后，辩护的重点就转向了不起诉。特别是对于像前面案例中任某某那样的角色，如果能在律师帮助下，充分论证其属于从犯、作用轻微，并且积极退赃退赔、取得谅解，那么向检察院提交一份详尽的不起诉法律意见书，成功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起诉到法院，辩护策略就需要更加明确。就像案例中的张先生，辩护核心就要紧紧围绕“项目真实性”和“资金用途”展开，全力论证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争取无罪判决。
即使经过论证，认为无罪辩护难度极大，也绝不意味着放弃。罪轻辩护同样大有可为。区分主从犯、梳理自首、立功情节、全力退赃退赔、强调初犯偶犯、争取被害人谅解……每一个法定或酌定的从宽情节，都可能成为影响最终刑期，甚至是争取缓刑的关键砝码。
我经常和团队里的年轻律师说，办案子就像在复杂的迷宫里找路，当事人的每一句陈述、案卷里的每一份证据，都可能是那个不起眼的出口。作为家属，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把力气用在分析案件本身、吃透法律适用上。唯有依靠专业和事实，才能在法律的框架内，为家人找到最有利的那条路。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