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揪心的新闻说起
最近，陕西一位女子寻找被拐弟弟19年的事，牵动了很多人的心。新闻里说，她那有智力障碍的弟弟，被辗转控制在养牛场、黑砖厂里，近二十年时间，几乎与世隔绝，做着最苦的体力活。说实话，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新闻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作为一名长期处理刑事案件的律师，我本能地会去思考：除了愤怒和同情，法律上该怎么评价这些控制者的行为？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第一反应可能是“这肯定是拐卖！”或者“这么长时间的打骂，难道不算虐待吗？”然而，当我们把这件事放到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一一比对，会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聊聊，在这类让人揪心的案件中，刑法有时会暴露出的无奈与局限。
强迫劳动罪：一个有力的“抓手”
先说一个能对得上的罪名——强迫劳动罪。我们团队也办过涉及强迫劳动的案子。记忆里有一次，当事人是一家小加工厂的老板，因为用工方式出了问题被调查。那个案子让我深刻体会到，法律对“强迫”的认定是相当严格的。
回到新闻里的这个案子。从披露的情况看，养牛场和砖厂的老板，通过限制人身自由、隔绝与外界联系的方式，让那位有智力障碍的朋友长期进行劳动，这完全符合强迫劳动罪的构成要件。尤其是针对残障人士，他们自我保护能力弱，这种控制关系就更为突出，强制色彩也更明显。而且，持续时间长达近二十年，这毫无疑问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追究强迫劳动罪的刑事责任，是有充分依据的。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类似情况最直接、最常用的一个“抓手”。
但是，办案子就像解连环扣，解决了这一个，下一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人是如何被弄到这些地方去的？仅仅用“强迫劳动”四个字，能完整评价整个事件的恶劣性质吗？
被拐卖的成年男性：法律的“盲区”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关键问题，也是让我觉得特别无奈的一点。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拐卖人口”，在刑法里其实是有明确界定的。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请注意，它的对象仅限于妇女和儿童。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一个成年男性，哪怕他像新闻里那样存在智力障碍，完全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被人以出卖为目的拐骗、控制，现行刑法中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拐卖人口罪”来惩罚这种行为。你可以说他被非法拘禁了，可以说他被迫劳动了，但唯独很难说他被“拐卖”了。这就像一个法律的“盲区”。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不理解，觉得这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当前的法律现实。哪怕控制者最初就是以“弄个人来干活”为目的带走了他，最终在法律评价上，这个“弄来”（拐骗）的行为本身，很可能无法独立成罪，它的危害性被吸收进了后续的强迫劳动等行为里。这对于保护像新闻中那样的残障成年男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保护上的缺口。
从“家庭”到“依赖”：虐待罪的边界困境
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想一层。新闻里提到，这位弟弟在近二十年里，人身自由被严格限制。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很可能遭受的不仅仅是强迫劳动，或许还有长期、持续的恶劣对待，比如殴打、侮辱、挨饿。那么，这能构成虐待罪吗？
很遗憾，大概率也很难。我们法律中的虐待罪，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通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像养老院、福利院这种有法定监护、照顾职责的关系里。它的核心在于双方存在一种特定的、带有扶养或依赖性质的关系。
而在新闻案例里，残障劳动者和砖厂老板之间是什么关系？是赤裸裸的强制劳动和控制关系，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或监护关系。因此，即便存在长期的身心摧残，也很难套用虐待罪。实践中，如果发生了具体的伤害行为，或许可以追究故意伤害罪，但故意伤害罪往往评价的是单次或几次的伤害后果，难以涵盖“长期性、持续性虐待”这个恶劣的本质。
所以你看，一个简单的新闻背后，牵涉出的法律问题层层叠叠。强迫劳动罪可以处罚一部分行为，但“拐卖”行为的缺失和“虐待”关系的局限，让法律在面对这类极端案件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无法对受害者的全部苦难做出完全对等的评价。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当然希望法律的天网能越织越密，让任何角落的恶行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让最弱势的群体也能被法律的光芒所覆盖。这不仅是个案的正义，更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而在当下，了解法律的能与不能，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或许是我们理性看待每一个案件，并思考如何让一切变得更好的起点。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