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了就犯罪”到“为了骗税才犯罪”：司法认识的转变
在杭州的办公室，我时常接到一些企业负责人焦急的咨询，核心问题常常是：“叶律师，我们公司之前确实虚开过一些发票用来抵税，这算不算犯罪？会不会被抓？”说实话，在早些年，这类案件的处理思路相对简单，司法机关一度倾向于“行为犯”的观点，也就是只要有虚开行为，就可能构罪。这让许多出于经营压力、想“省点税”的企业主承受了巨大的刑事风险。
但近十年来，法律界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一点。核心理念的转变在于：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能只看行为，更要看目的。最新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这一点——行为人必须是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并且造成了国家税款损失，才能定罪。这就意味着，如果当事人只是为了平衡账目、虚增业绩或者所谓的“平账”，并没有骗取税款的目的，案件的性质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对很多当事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机。然而，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实践中，新的困惑又产生了。
“骗税目的”的认定，关键可能不在于“抵”而在于“退”
刚才提到的目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却遇到了一个技术性难题。当前的判断标准，很大程度上还是围绕着发票的“抵扣”功能打转。简单说，只要当事人用虚开的发票去抵扣了税款，就被普遍认为具有骗税目的，并直接导致了国家损失。这个逻辑听起来似乎很顺，但却可能过于笼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误判”。
这就好比一个人从水库里少交了水费，和从国家金库里骗走一笔钱，性质能一样吗？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就试图厘清这个界限。在那个案子里，某公司的负责人王总、李总，他们用虚开的发票抵扣了税款，但法院最终没有定虚开发票罪，而是定了逃税罪。核心理由在于，他们的公司本身就有真实的销售业务（产生了真实的销项税额），他们抵扣的数额并没有超出自己本该缴纳的税款总额。法院认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逃税”，是让自己该交的钱变少，而不是从国库里“骗出”一笔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钱。
这个判例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在我看来，它依然没有完全触及问题的核心。因为无论是当期抵扣，还是把多出来的进项税留到以后抵扣，本质上都还是在“应缴税款”的范围内腾挪。真正的“骗”，应该发生在另一个环节。
实务启发：辩护空间与风险防范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项重要的税收政策——留抵退税。从2019年开始，国家允许企业在一定条件下，把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的这部分“留抵”税额，直接申请退还给企业。请注意，这才是关键所在。
如果一个企业，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制造出大量的进项税额，导致账面出现留抵，然后以此为依据向税务局申请退税，成功将一笔钱从国库里退到了自己账上。那么，这才是典型意义上的“骗取国家税款”。这个行为模式，就和刑法里规定的骗取出口退税罪一样，性质是主动的“骗”，而不再是被动的“逃”。
说这么多，归根结底，是想给陷入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和家属一点清晰的思路。对于辩护而言，我们需要仔细审查：当事人虚开发票的目的是什么？是否用于骗取留抵退税？如果只是用于抵扣，那么其真实的业务背景、销项税额情况就是辩护的着力点，争取在逃税罪的框架内解决，或者争取不起诉，空间会大得多。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风险防范的底线也更加明确：绝对不要试图利用虚开发票去申请退税，那将是把行政违法直接推向刑事犯罪深渊的一步。
法律的理解在不断深化，案件的转机也往往藏在细节与政策的变迁之中。面对复杂的涉税案件，精准定位行为性质，是找到出路的第一步。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