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翻看案例，看到一个挺有代表性的案子。一家公司，通过跨境电商卖眼镜，产品上印着“依视路”、“豪雅”这些大牌标识。表面看，他们有“海外品牌授权”，商品从海外保税仓发货，流程似乎很正规。但最后，公司被判了罚金，老板胡某也被判了三年多。一个看起来在“规矩”里运作的生意，怎么就踩了刑事红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跨境背景下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那些事儿。
境外抢注的商标，在国内不算数
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点之一，就是当事人胡某的抗辩：我在英国、新西兰合法注册了这些中文商标，然后授权给我自己的香港公司使用，怎么能说是假冒呢？
说实话，第一次接触这类案子时，一些当事人也抱有类似的困惑。他们认为，商标是“全球性”的，我在A国注册了，在B国自然也能用。但这恰恰是个常见的误区。商标保护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地域性原则”。简单说，你的商标权利只在注册的那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就像你在中国考的驾照，不能直接在日本开车一样。
在这个案子里，“依视路”、“豪雅”这些品牌，早就在我们国家合法注册了，受中国法律保护。当事人在国外注册的中文商标，哪怕字母一模一样，也不受中国法律保护。他在中国境内，把这两个字印在眼镜上销售，本质上就是未经国内商标权利人的许可，使用了别人的注册商标。这个逻辑关系，是认定是否构成假冒的起点。商标无效，那他精心搭建的整个商业模式，又该如何看待呢？
跨境“洗白”的套路，掩盖不了假冒的本质
看懂了上面一点，我们再来拆解胡某的整个操作。他不仅仅是在国外注册了商标，他还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流程：在香港设立一个没有实际办公地的空壳公司，用这个公司去接受所谓的“海外授权”，然后把国内生产的眼镜先寄到香港，再虚报成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原产地，报关进入国内保税仓，最后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以“海外旗舰店”的名义卖回给国内消费者。
这一连串动作，像是一套组合拳，目的就是给假冒商品披上一件“合法跨境贸易”的外衣。用判决书里的话说，这是在为假冒行为制造“合法化”伪装。我和团队讨论这类案件时经常说，剥开这些层层包裹的运营模式、合同文书和物流单证，看它的内核：产品是不是在国内生产的？上面贴的标识是不是别人的注册商标？销售市场是不是最终面向国内消费者？如果答案都是“是”，那么无论中间绕了多少个弯，其未经许可、搭便车、误导消费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法院在说理时也特别指出，当事人明知这些品牌在国内的知名度，仍然去境外抢注相同的中文商标，主观上就是为了攀附品牌商誉，具有明显的假冒故意。模式再精巧，也改变不了行为的违法性质。那么，行为被认定犯罪后，当事人和家属最关心的下一个问题就来了：金额怎么算？刑期怎么定？
违法所得怎么算？退货的钱能扣吗？
这是本案另一个焦点，也是实践中当事人常有的疑问。胡某的公司销售金额近五十万元，但期间有消费者退货，退货款将近七万元。他在上诉时就提出，这退货的钱，应该从违法所得里扣掉。
这个主张听起来似乎有道理，我都退钱了，怎么还能算我赚的呢？但法律上的“违法所得”计算，有它特定的规则。最新的司法解释明确说，“违法所得”是指卖了侵权产品后，拿到手的全部违法收入，扣掉原材料或者产品进货成本之后的部分。请注意，这里允许扣除的，是“成本”，而不是你事后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质量纠纷、消费者反悔）的“退款”。
为什么这么规定？从法律上讲，假冒注册商标罪，在你把假货销售出去的那一刻，犯罪行为就已经既遂了，违法所得数额在那一刻就基本确定了。事后消费者因为产品是假货而维权退货，这是民事纠纷的解决，并不影响之前刑事犯罪行为的认定和犯罪数额的锁定。这七万元的退货，是销售行为完成后产生的民事返还，它与生产这批眼镜的“购进价款”是两码事，所以法院没有支持扣除。
最终，扣掉成本后的违法所得被认定为四十五万余元。这个数额，根据现行的司法解释标准，已经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档次，量刑就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这也是为什么胡某被判了三年八个月。可见，在知识产权犯罪里，数额的认定直接关系到量刑的轻重，每一个计算环节都至关重要。
复盘这个案子，我想说的是，在商业活动中，试图通过境外操作、架构设计来规避国内知识产权法律风险，这种“走钢丝”的行为极其危险。商标的地域性是铁律，以假充真的本质也不会因为渠道的变化而改变。一旦涉嫌，涉案金额的认定几乎没有模糊空间。对于企业和经营者，尊重知识产权是底线；对于已经身陷其中的当事人和家属，则需要尽快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从行为定性、主观故意、犯罪数额等多个维度，寻找可能的辩护空间。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