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律师，我朋友就是个酒吧管事的，平时就管管员工考勤，怎么人被带走十几天了，还说涉嫌组织犯罪？我们想不通。”电话那头，家属的声音里满是焦虑和不解。
这是我执业十八年来，经常听到的开场白。一个看似普通的职位，一个看似常规的动作，为什么会和刑事犯罪扯上关系？今天，我们就着这个话题，聊聊里面的门道。
你的“工作职责”，会不会成为定罪的关键？
我们先假设一个场景。一个高档小区的门卫，职责是登记所有进出的访客车辆。一天，一伙人开着车进去，实施了盗窃。事后查明，门卫为他们做了登记。那么，这位门卫有罪吗？大部分人会觉得，他只是在工作，当然无罪。但如果，这伙人每次来，都跟门卫说“兄弟，进去‘干活’了”，并且事后会分给他一些好处，那性质就完全变了。他的登记行为，就从“履行职责”变成了“提供便利”。
你看，这其实就是很多案件的核心问题——一个人的行为，到底是在履行职责，还是在为犯罪提供便利？
回到我们开头的案子。这位朋友是酒吧的督管，有女员工想提前下班，需要向他报备。如果只是单纯的早退审批，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所谓的“提前下班”，在酒吧的特定环境里，已经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暗号”，代表着可以出去从事不正当交易，那么这个“报备”和“批准”的行为，就可能被认定为是整个犯罪链条里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办案机关会认为，没有你的批准，她就无法离开，交易就无法发生。你的行为，客观上为犯罪的实现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从“不知情”的履职，变成了“明知故犯”的协助。
“我只是个小角色”：如何辩护作用的轻微性？
我曾接触过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位当事人，也是在娱乐场所工作，后来被牵涉进案件。我们了解到，他之所以来这家店上班，是因为他从上一家店离职了。离职的原因是什么？是那家店管理混乱，老板默许员工“买钟”提前离场从事非法活动，导致他这个负责纪律的“老实人”根本抓不到违纪，觉得毫无成就感。他愤而离职，去了一家管理更严格的店，就是为了体验那种“秉公办事”的感觉。
这个故事听起来可能有些黑色幽默，但在我们辩护律师眼里，这可能就是宝贵的辩护空间。
所以，我们才反复强调，要向我们讲清楚所有细节。当事人的动机是什么？他批准早退，是为了获得提成，还是仅仅在执行一项僵化的公司规定？比如，公司规定只要员工“买断”了自己的剩余工作时间，就可以走，他只是个执行者。他就如同一个没有感情的“盖章机器”，任何人来，只要符合纸面上的规定，他就盖章，不问缘由，也没有任何额外的好处。他的工资是固定的，和女员工是否提前离场、离场后去做什么，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勾连。这种辩护思路，就是要把他的行为“非主观化”和“去利益化”，证明他既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也没有从中获利，其作用极其有限，不应被拔高到“组织者”或“积极协助者”的程度。
别只盯着“无罪”，厘清“地位”和“作用”才是出路
我知道，家属一听到“组织”这两个字，心就凉了半截，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是无辜的，我们要争取无罪”。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但在刑事辩护的棋局里，除了“有罪”和“无罪”这两个极端结果，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尤其是在共同犯罪的案件里，厘清每个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
他是发起者，还是被动参与者？他是核心管理层，还是边缘的辅助人员？他起的是主要作用，还是次要或辅助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对应着主犯和从犯的认定，而量刑上的差别，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很多时候，我们退一步，承认当事人的行为存在瑕疵，但他只是一个次要的、辅助性的角色，反而更容易被司法机关接受，从而争取到一个相对理想的结果。
所以，当家人身处困境时，请不要只沉浸在“他很冤”的情绪里。更重要的是，冷静下来，和我们一起，把他所有的工作细节、行为模式、薪酬结构都梳理清楚。我们要做的，不是空喊无罪，而是在复杂的案情中，找到那个最能反映他真实角色的位置，为他争取到最有利的法律评价。这，才是身处困境时，最务实、也最有力的一条路。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