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涉外刑事案件数量逐渐增多，犯罪结构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作出专门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出台多个司法解释性文件，积极回应涉外刑事法治的新变化。最高检于2024年12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涉外检察工作的意见》，对涉外刑事检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在此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关注和完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推动涉外法治工作向纵深发展。
涉外刑事诉讼的立法视角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紧密相连。办理涉外案件时，调查取证、文书送达、赃物移交等环节往往需要通过司法协助程序完成。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作专门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中使用了“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刑事司法协助”的表述。从立法角度看，完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存在三种不同思路：立足国内法，完善涉外案件诉讼程序；经由区域立法或国际法，推动程序变革；强化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互动，统筹推进程序完善。在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应当贯彻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互动的立场出发，完善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程序。
当前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难题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涉外刑事案件较少，1979年刑事诉讼法主要针对国内犯罪、自然人犯罪和物理空间内发生的犯罪设计程序，奠定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框架。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来看，涉外刑事诉讼程序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整体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涉外案件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较少，难以满足打击涉外犯罪的实践需求；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域外取证、翻译权保障、领事通知等作了分散规定，虽促进了涉外案件的规范办理，但也存在条文分散、整体设计不足的问题；涉外刑事诉讼程序尚缺乏整体性，需要加强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引渡法等法律的衔接。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亦于同年通过，但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刑事诉讼程序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程序衔接的规定仍显不足。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路径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涉外刑事案件的界定密切相关。涉外刑事案件不仅限于外国人犯罪案件，还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涉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案件，以及犯罪所得、犯罪工具、犯罪证据涉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案件。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可通过专章或专编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作出整体规定。立案方面，需明确涉外案件与国内案件适用相同立案条件，强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并结合刑法管辖权规定细化立案程序，对管辖权冲突的解决作出原则性规定。侦查方面，需加强刑事诉讼法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衔接，将司法协助调查取证的相关规定纳入其中，并依法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将特定性原则等纳入立法，同时在坚持司法协助调查取证“主渠道”的前提下，对警务合作、检务合作等域外取证方式作出规定。起诉方面，除强化检察监督外，需对重大涉外案件审查起诉期限的延长或中止、审查起诉阶段的域外取证、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及检察机关提出驱逐出境的量刑建议等作出规定。审判方面，需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使用我国语言和文字进行审判，并对审判阶段涉及的域外取证、域外送达等事项作出衔接性规定，完善从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的审查运用规则，对重大案件审判期限的中止和延长作出规定。执行方面，结合刑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对外籍罪犯驱逐出境的程序、刑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合作、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及没收、返还违法所得等程序作出细化。
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完善国内犯罪诉讼程序的同时，还需着力构建涉外案件诉讼程序。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坚持强化国内法与国际法互动的基本立场，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作出整体性、全面性和系统性规定，积极回应打击各类涉外犯罪的实践需求，加快推进我国涉外刑事法治发展。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