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峥
律师观点分析
原告：成某月、成某君、成某丽、成某秋
被告：柯某艳
被告律师：杨律师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案例中人物均为化名）
当柯某艳第一次来到律所时，她的眼神中充满疲惫，也透着深深的不平：“我在这个家二十年，照顾他到最后，现在拿着他的遗嘱，却连个安身之所都保不住吗？”
作为代理律师，我们清楚地看到，她的对立面是丈夫的四位亲妹妹，而冲突的核心，是那套位于北京核心区域、因军产房身份而陷入僵局的房产。
法院判决虽明确了每人五分之一的份额，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无法落地。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抽象的法律权利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现实利益，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最大程度减少家庭冲突。办理此类案件，不仅需要精准的法律判断，更需要兼顾策略设计、谈判技巧与风险控制。
01.案情介绍
北京西城的蔡某素与丈夫成某固育有五个孩子：儿子成某闻和四个女儿——成某月、成某君、成某丽、成某秋。1992年，成某固去世，成某闻搬回母亲身边生活，照料起居。2000年，蔡某素购置了位于西城区的一套军产房，登记在自己名下；2004年，蔡某素去世。成某闻声称母亲临终曾口头承诺将房子留给自己，但四位姐妹各执一词，家庭裂痕悄然累积。
成某闻一生无儿无女，与妻子柯某艳相伴一生，2024年，成某闻病故，去世前留下自书遗嘱：待其百年之后，名下所有财产，包括继承自母亲的份额，全部归柯某艳。
然而亲情在遗产面前显得脆弱。四位姐妹因房屋归属与柯某艳对簿公堂。法院判决明确：成某闻遗嘱有效，其从母亲处可继承的份额归柯某艳；房屋按份共有，由五人各占五分之一。
一纸判决，明确了权利，却未能解决现实问题。该军产房无法上市交易，专业机构无法准确估值，判决书上的“五分之一”成为抽象数字。房屋中仍住着柯某艳，而产权上却写着五个人的名字。四姐妹要求她搬离，柯某艳提出按份额折价补偿，但“补偿多少？房子值多少钱？”无人能说清。亲情在僵持中降温，和解之路似乎彻底堵死。无奈之下，柯某艳委托诵盈律师事务所，律所委派杨律师代理此案。
02.案件焦点
1. 无法估值财产的执行问题：军产房无法上市交易、无法强制拍卖，法院按份共有判决如何落实？
2.寻找替代性解决方案：是否可避开“评估定价”这一死结，通过协商为各方产权份额找到一个彼此接受的补偿方案，实现一次性了结？
03.调解经过
经研判，杨律师制定了“以判促调”的策略，核心目标是帮助当事人将份额转化为现实利益。
第一步：确立“调解”为唯一出路
杨律师向柯某艳分析：第一，房产份额判决事实清楚，上诉改判可能性极低。第二，即便法院再次支持折价补偿，也无法解决军产房“无价可估”的根本执行难题，判决可能沦为一纸空文。第三，柯某艳核心需求是获得经济补偿、安度晚年，而非持有无益的份额。因此，推动双方达成一份能实际履行的调解协议，是唯一务实的选择。
第二步：构建理性谈判基础
杨律师协助柯某艳转换视角，客观分析僵局对各方均不利：
· 对四姐妹而言：继续共有意味着房产长期无法变现，仅是“纸面财富”，且未来房屋管理、修缮均需五人协商，纠纷将持续消耗时间与精力。
· 对柯某艳而言：长期陷入纠纷状态，居住安宁无法保障，产权份额也无法产生实际收益。
杨律师向对方阐明，调解是打破僵局、实现各自利益的最高效途径。同时，杨律师亦基于柯某艳作为唯一实际居住人的事实，提示了若调解失败可能面临的复杂后续问题，旨在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
第三步：设计具备强制履行力的方案
杨律师为柯某艳设计了一套“附条件、分阶段、强保障”的调解方案，核心在于控制风险、确保落地：
1.确定补偿金额：放弃不切实际的市场评估，参考地段因素、居住成本及双方心理预期，经多轮协商，最终确定一个合理的补偿金额。
2.设定履行“防火墙”：将补偿款支付与柯某艳的交房义务严格绑定：成家四姐妹先行支付一笔款项；柯某艳收到此款后，再行腾退房屋并交付；房屋交付后，对方支付尾款；全部款项结清后，办理产权过户。此设计确保了柯某艳不会面临“房财两空”的风险。
3.达成一揽子终局约定：在协议中明确，此次调解彻底解决涉案房屋的全部相关争议，杜绝日后再生纠纷。
04.调解结果
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 成家四姐妹向柯某艳支付涉案房屋折价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70万元。
2.柯某艳在收到首笔100万元补偿款后，负责腾退房屋并将房屋交付对方。
3.房屋交付后，成家四姐妹支付剩余70万元补偿款。全部款项付清后，柯某艳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4.双方就本案争议一次性了结，再无其他纠纷。
05.律师解读
本案的解决，充分体现了在家事遗产纠纷中，尤其是涉及特殊财产时，律师的更高价值——不仅是诉讼的攻防者，更是解决方案的设计师和谈判的推动者。
1.超越诉讼思维，定位“解决专家”：本案一审已从法律上确权，之后的焦点不再是“辩对错”，而是“解死结”。我们的工作重心从法庭辩论转向了调解策略设计、谈判节奏把控和当事人心理疏导。目标是达成一个在法律上可执行、在事实上可履行、在结果上可接受的“一揽子”方案。
2.将“劣势”转化为“筹码”：本案中军产房不能交易是最大难点，但我们将其转化为推动调解的“最强理由”。我们向对方清晰展示：“除了与我们协商，你们没有其他合法途径能快速、完整地实现这套房子的权益。” 同时，柯某艳的实际居住现状，也从被动的“被告占房”形象，转化为谈判中需要对方付出代价来“清退”的客观条件。
3.流程控制保障实质公平：我们设计的“付款-交房”履约链条，是调解成功的技术关键。通过条款的设置，建立了坚实的履约信任，确保了当事人在让渡重大财产权益时的资金安全，使得调解协议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
06.案件总结
这场围绕军产房的继承纠纷，映照出了许多中国家庭在财富传承中的典型困境：有历史的账本，有情感的亏欠，有法律的尺度，更有现实的铜墙。
一纸判决划清了权利的界线，却未能打开生活的大门。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复杂的家事纠纷中，尤其是当标的物被赋予特殊限制时，一份判决往往只能中止争执，却无法真正终结苦难。
真正的破局，往往不在于在诉讼中赢得多少，而在于在现实中能放下多少，以及能共同建构什么。这起案件启示我们，当亲情与财产纠缠难解时，最高明的智慧，或许不是执着于在旧账本上计算绝对的公平，而是有能力共同合上一本烂账，去书写各自崭新的一页。而这，正是调解艺术在冰冷法条之外，所绽放出的最具温度的人性光辉。